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人，明代画家。早年为金银首饰工匠，后改工书画，以画供奉内廷，官直仁殿待诏，后因遭谗言被放归，浪迹江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山水师法马远、夏圭，中年犹守陈法，晚年纵逸出蹊径，卓然一家，为“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作品佣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少年时当过银匠，打造金银首饰和其他工艺品，人物、花鸟、钗钏，精巧绝伦，技艺特出，戴进以此为傲，暗自得意，以为别让到他的工艺品会十分宝贵，长久地珍藏下去。有一，戴进在市上见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顿时“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精意，将托儿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嫌素，斯必传矣。’”戴进大喜，遂学画。明朝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可知戴进的父亲戴景祥即为职业画家，且颇有造诣，戴进长于绘事，有其家学渊源。比较这两种法，以嘉靖时郎瑛之为早，郎瑛还曾目睹戴进在西湖横村桥的墓碑，应该更为可信。但不管怎样，戴进出身低微这一事实，是史家所公认的。
据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记述：戴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众聚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乐初年，戴进至多十七八岁，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记忆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显示了戴进在绘画上的聪颖资，另一方面也明戴进可能从跟着父亲学画，刻苦练习，到这时已积累了一定的绘画经验。永乐初，明成祖尚未迁都，京城尚在南京，戴进随父进京，在宫中十几年，画艺大进，却并不得志，因而离开京都，回到杭州。
戴进在宫中被谗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记载，法各异，但他因为在绘画上的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名家妒忌与排挤，这是确凿无疑的。据镇守福太监向宣宗荐戴画四幅，宣宗即召集画院名家谢庭循等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戴进被谗之事，有人发生在他四十岁左右，按郎瑛之，戴进听到宣德帝发了“福可斩”的御旨，当晚就由徒弟夏芷帮助，灌醉庆寿寺的一个和尚，偷了度牒，削发假扮僧侣，仓皇出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以后，为逃避谢环的搜寻，又曾一度隐姓埋名，辗转漂泊到云南。岁末，就持自己画的门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种法是，戴进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岁时离京返乡。据李开先《中麓画品》则记叙，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还未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前冷落”。而当戴进落魄之时，谢庭循则为当时所崇尚，为阁臣作大画，就把戴进请来代笔，后来此事被请阁臣知道了，便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无法在宫廷继续呆下去，遂辞归，临行时，礼部侍郎王直佣送戴文进归钱塘》诗相赠，曰：“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磋跎。”
从艺术成就上看，戴进是明朝“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他作品风格多沿袭了南宋画院遗风，戴进的创作，没有被传统所束缚，他的画用笔流畅，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他善于用浓淡水墨的巧妙变化，来表现“铺叙远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体遗风，又有元人水墨画意，被推为“浙派山水首席画师”。戴进着名的作品佣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晚年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故乡杭州及南京、浙东一带，仍以画画为生，关于戴进的结局，流行的法是他晚景凄凉，以至“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因穷困潦倒而死，终年七十五岁。浙江画派在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叶后，江苏吴派开始统领画坛，浙江画派到了明末就逐渐退出了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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