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人，哲学家，明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隐居乡里专心研究理学。在明中期，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着佣困知记》、《整庵存稿》、《整庵续稿》。
罗钦顺，出身仕宦门第，自幼聪颖尚学，高中探花后，初授翰林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国子监祭酒章懋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不久，奉亲归里，因罗钦顺为人正直，请假养亲时，触怒宦官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被诛后，恢复官职，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
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又改礼部尚书，刚好奔丧在家没有赴任，再起礼部尚书，辞不就职，又改吏部尚书，又辞不赴任，朝廷下诏敦促。
罗钦顺为官时，严于职守，勤于政事，曾受到孝宗、武宗的赏识和百姓的爱戴，但却遭到权贵张聪、桂萼的忌恨。他们在政治上培植私党，排斥异己，正直的让不到任用，罗钦顺总感到壮志难酬，怀才不遇，本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为国为民多做点事情，可朝廷腐败，宦官篡权乱政，权贵为非作歹。
罗钦顺耻与之同朝做官，便辞职返乡，回家后很少和人来往，杜绝门徒，一人独居，澹泊自持，不为世累。居家二十余年，脚不入城市，每早起穿戴整齐，即到学古楼看书，专心致志研究哲学。早年在京做官时，曾与僧人交往，相信佛学，后在长期的学习钻研和比较中，终于抛弃佛学，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理气学。当时王守仁的唯心主义“心学”流行一时，很多人都信奉王守仁的“心学”，罗钦顺持批评态度，给王守仁写信予以反驳，王守仁回信答辩，两人反复书信往来，互相辩驳，直到王守仁去世。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与地位。罗钦顺认为佛家与“吾儒”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性”理解不同，佛教唯识宗将“八识“中的阿赖耶识视为永恒不变的本体，而且以本体为真，以现象为妄，罗钦顺认为其错误在于割裂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穷究性理之学，‘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通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不同意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但仍接受程朱理学‘理一分殊’之，认为‘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
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罗钦顺的态度是批判，对于程朱理学，罗钦顺的态度是部分扬弃，用理气为一物修正了朱熹理气二分的理气论。罗钦顺认为气有聚散，聚散之理就在其中，并不是超乎气之聚散之上另有聚散之理，对于理事关系，程朱理学的意思是“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罗钦顺则认为“理在事直。
罗钦顺晚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继尝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指出格物是格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穷理是穷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穷心中之理。主张“资于外求”，达到“通彻无间”、内外合一的境界。明中期许多学者，都曾与罗钦顺通信讨论过学术问题，从《困知记》附录的记载来看，包括王阳明在内共有二十余位与钦顺有过书面交流。王阳明和罗钦顺在不少学术观点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也曾在“良知”、“格物”等问题上和罗钦顺辩论过，并特着《辨整庵困知记》以反诘罗钦顺的见解。
罗钦顺的思想还远传日本，影响了日本德川时代一些着名哲饶思想，如贝原益轩：“罗整庵以理一分殊性，而不分地气质，虽与先正之稍异，可谓有所发明也，盖本然者理一也，下之人所禀受者皆一也。气质者分殊也，众人所禀各不同，罗氏此论后出者，可谓巧也。...罗整庵立理一分殊，是简要之言，不要分析而发明性字。愚谓性者一而已矣，不可分地，气质之性为二。”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罗钦顺“大有功于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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