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春，我和晏雪芹蹲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把捡来的废铁钉分门别类装进铁海风卷着沙尘吹在脸上，她却只顾着数钉子，指尖被铁锈染得发黑：“还差二十斤就能完成任务，明咱们去郊区的废品站再找找。”那时我们都是红卫兵团委员，墙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啦响，而她总把这句话刻在行动里——拾粪时她挑最重的筐，插秧时她站在最前面，就连跳忠字舞，她也总在排练结束后留下来帮同学纠正动作。
毕业那年，我被保送到中专，而她却把保送名额让给了其他同学。“我想下乡。”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要冲在前面。我是学生干部，该带头去。”我劝她再想想，她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去学技术，将来能为工业出力，我去农村，为农业出力。咱们都是为国家做事，只是路不一样。”
那之后我们便断了联系，直到1995年的秋。彼时我已是大学副教授，下课回教研室时，同事：“有位‘晏主任’在宾馆等你。”推开门的瞬间，我几乎没认出她——曾经扎着麻花辫的姑娘，如今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是眼里的韧劲还和当年一样。
“杨老师，”她递来一本烫金封面的画册，“听你女儿十多岁了，这是我们报社新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我翻开扉页，“主任编辑 晏雪芹”几个字格外醒目，画册里的童话漫画笔触细腻，很难想象这是当年那个扛着锄头下乡的姑娘所编。
那，我们在宾馆聊到很晚。她起下乡的日子，在大队当团支部书记时，为了帮社员修水渠，连续半个月泡在泥水里，膝盖落下了病根；后来当上公社党委书记，又顶着压力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被不理解的村民扔过烂菜叶。“最难的时候，我就想起咱们在学校捡废铁的日子，”她喝了口热茶，眼神亮了起来，“只要认准方向，一点一点干，总能看到结果。”当我感慨她一路走来太辛苦，她却摇头：“你在工厂钻研技术，不也一样熬过来了？每个岗位都得有人带头扛事。”
再见面是在太清宫附近的一个饭店，它在皇城根下。晏雪芹刚参加完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席间有人提起她的履历——从公社党委书记到报社总编，再到如今的报社党委书记，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她却只是夹了一筷子青菜，笑着：“我没什么诀窍，就是记得当学生干部时老师的话：要么不做，要做就做能让大家放心的事。”那她还起正在推进的“乡村儿童阅读计划”，要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读到好的课外书，眼里的光和当年规划学生活动时一模一样。
2015年我退休那，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晏雪芹同志当选为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配图里的她头发已有些花白，却依旧身姿挺拔，正在会议室里听取乡村振兴工作汇报。我拿出那本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画册，翻到扉页，她当年写下的“愿每个孩子都能在童话里看见希望”还清晰可见。窗外的阳光洒在书页上，我忽然想起1970年那个春，她蹲在操场角落里数铁钉的样子——从学生干部到省直工委副书记”，她走过的每一步，都踩着“带头”的脚印，在岁月的年轮里，刻下了最坚实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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