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春，皇帝李世民亲率六军东征的浩荡烟尘尚未在长安城外的官道上彻底散尽，这座帝国的中枢便已陷入了一种奇异的氛围。没有了每日雷打不动的常朝，没有了那高踞御座、目光如电扫视群臣的至尊身影，太极殿显得空阔而寂静，仿佛失去了灵魂。然而，权力的运转并未停歇，只是悄然转移到了东宫显德殿。
每日清晨，色未明，太子李治便已起身。他身着储君常服，而非帝王衮冕，端坐于显德殿正殿那略低于龙椅的太子宝座之上。尽管极力维持着镇定，但那微微收紧的下颌和置于膝上、偶尔无意识蜷起的手指，仍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殿下，以司徒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为首的几位辅政大臣按班肃立，他们的目光或沉静，或审视，或带着长辈般的温和，无一例外地聚焦在这位年轻的监国太子身上。殿内烛火通明，却照不透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无形的压力。
“启禀太子殿下，” 户部尚书出列，手持玉笏，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响，“河北道、河南道首批军粮八十万石已如期启运，经由永济渠北上。然漕运总督奏报，今春水量较往年偏少，恐影响后续大规模运输效率，提请殿下示下，是否需提前征调民夫，疏浚部分关键河段？”
所有饶目光都落在李治身上。这是他监国以来，面临的第一个不算也不算大的实务决策。疏浚河道，必然耗费民力，若处理不当，易生怨言；但若置之不理，一旦影响大军粮草，后果不堪设想。
李治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海中迅速闪过“静、忍、察、断”四字。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看向长孙无忌：“司徒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微微躬身，语气平稳：“太子殿下，漕运乃大军命脉，不容有失。然春季正值农忙，大规模征发民夫恐误农时。老臣以为，可命漕督先行核实具体淤塞河段与所需工量，若确有必要，可酌情分批次、规模征调临近州县民夫，并给予相应钱粮补偿，以安民心。同时，令其探索是否有陆路辅助转运之可能。”
李治仔细听着，心中飞快权衡。舅舅（长孙无忌）的建议老成持重，既考虑了军需，也顾及了民生。他沉吟片刻，没有全盘接受，而是补充道：“司徒老成谋国，所言极是。然军情如火，不可拖延。敕令漕运总督，五日内必须呈报详细方略与所需钱粮预算。同时，传旨沿途州县，提前预备好转运车辆及人手，一旦确定疏浚方案或需陆路转运，即刻执行，不得有误。所需钱粮，由户部优先拨付。”
他没有完全依赖长孙无忌，而是在其建议的基础上，加入了明确的时间限制和预备方案，展现出了一丝独断的苗头。户部尚书与长孙无忌交换了一个眼神，皆躬身道：“殿下英明，臣等遵旨。”
接着，又有兵部官员出列，汇报前线传来的零星战报与各折冲府兵员调动情况；工部请示关于军械监加速打造攻城器械所需额外工匠的调配问题……一桩桩，一件件，看似琐碎，却都关乎着千里之外战事的顺利与否。
李治努力集中精神，听取每一位大臣的奏报，时而发问，时而沉吟，时而与辅政大臣低声交换意见，最终做出决断。他发现自己往日所学的经史子集、帝王心术，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政务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他必须调动全部的心智，去理解、去分析、去权衡。他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仿佛整个帝国的重量，都压在了他尚且稚嫩的肩膀上。每一道指令发出，都伴随着如履薄冰的谨慎。
当最后一份奏疏处理完毕，大臣们行礼退出显德殿时，李治才发觉自己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殿内恢复了寂静，唯有更漏滴答，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这只是开始。监国的道路，如同行走于深渊之畔，四周是看似恭敬却心思各异的辅政重臣，远方是烽火连、胜负未卜的战场。他能倚仗的，除了父皇留下的班底，便只有怀中那枚温润的玉佩，以及心中那愈发清晰的四个字——静、忍、察、断。
朝堂初试刃，锋芒虽未耀眼，却已悄然出鞘。年轻的储君，在这特殊的时局下，开始了他的淬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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