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京城各处的报房、茶楼、酒肆乃至衙门口，便已挤满了争相购买和阅读新一期《大明日报》的人群。
这一期的报纸，用前所未有的特大号字体和醒目的版式，宣告了两件足以震动朝野、影响帝国未来走向的大事。
头版头条，以遒劲的颜体大字通栏标题刊出：
《兵将发，荡涤南洋！圣子决意肃清海寇，永靖万里波涛！》
副标题稍，但同样夺目：《钦命定海侯郑芝龙总督水陆兵马，定国公卢象升领雄军跨海征讨，帝国水师新型战舰尽出，必为商民复通海路！》
文章以极具煽动性的笔触，详细转引了朝堂决议（当然是经过润色的版本），描绘了南洋海盗如何“勾结西夷残部，肆虐商路”，造成如何“商旅绝迹，税银锐减”的惨状，进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启皇帝“爱惜商民、维护海权”的“圣明决断”，以及朝廷调兵遣将的“雷霆之势”。
文章最后以充满信心的口吻展望：“王师所指，丑类必灰飞烟灭！不日将奏凯歌，使南洋诸番，重沐朝雨露，海路永享太平！” 文字间充满了朝上国的自信与威严，读之令人热血沸腾。
这则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巨大反响。
东南沿海的商贾士绅，尤其是那些曾受海盗之害的，无不拍手称快，额手相庆，纷纷传言“陛下圣明，终于要动真格的了！”
内地百姓虽对南洋地理懵懂，但“兵征讨”、“扬我国威”的字眼，也足以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福
而在各国的使馆、商馆内，这则消息则被反复研读，信使带着震惊的情报，飞速驶向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乃至更遥远的里斯本和马德里。
然而，真正让更广泛阶层，尤其是士林和民间工匠阶层感到震撼乃至不可思议的，是紧挨着头版新闻的另一个重磅公告，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
《昭告下士民：首届“工杯”全国科技发明创造成果评选大典启事》
标题之下，是更为详细的明：
“朕闻：格物致知，乃强国之本；奇技巧思，实利民之基。自朕御极以来，仰承命，鼓励实学，振兴百工，幸得下英才，竞相钻研，诸业皆有新器迭出，便民利国，此乃社稷之福也。
为彰其功，励其志，特设此‘工杯’全国评选。凡我大明子民，无论士农工商，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能利于生产、便于生活、益于军国、或有裨于格物之理者，皆可报名参选！
由工院、工部、翰林院共组评鉴司，朕亲任总裁牛评选等第如下：
· 工至尊奖（一名）：赏银元十万，御赐赤金‘工’勋章一枚，敕封‘工大匠’称号，秩同五品，子孙可荫一入国子监。
· 一等工奖（三名）：赏银元五万，御赐鎏金‘工’勋章，敕封‘工名匠’称号，秩同七品，子孙可荫一入国子监。
· 二等工奖（十名）：赏银元两万，御赐银质‘工’勋章。
· 三等工奖（二十名）：赏银元五千，御赐铜质‘工’勋章。
· 优胜奖（若干）：赏银元千两，赐‘巧匠’匾额。
报名之期，自即日起，至本年八月中秋止。各州府皆设报名点，详章可询地方官衙或各大学堂。
望下有识之士，踊跃献技，共襄盛举，使奇思化为实利，巧技福泽苍生，则帝国盛世，永续万年！钦此。”
公告末尾，赫然盖着皇帝的玉玺和工院的大印。
这份公告，其意义之重大，远超征讨南洋的海军新闻。
它不仅仅是一份悬赏令，更是一份由帝国最高权力发出的、对“奇技巧思”的正式正名和前所未有的崇高礼遇！
十万银元！
五品官身！
御赐勋章！
这些奖励，每一项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其诱惑力是空前的。
更重要的是，它将“工匠”、“发明”的地位，提升到了与科举功名几乎并驾齐驱的高度，这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继而是一片沸腾！
在北京城，国子监的监生们争相传阅报纸，议论纷纷。
有的儒生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重利轻义，败坏士风”，但更多的年轻学子，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学、或对实学感兴趣的，则感到极大的鼓舞。
“原来钻研器械，也能光宗耀祖！”这种想法开始悄然滋生。
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茶馆里，人们的热议焦点完全从南洋战事转向了“工杯”。
“十万银元！我的老爷，这得是多少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啊！”
“何止是钱！五品官身啊！见了知县老爷都不用跪的！”
“啧啧，看来这年头，光会读死书是不行了，还得有点真本事！”
“我家那子，就爱鼓捣些木牛流马，看来得让他去试试！”
在苏州、松江等手工业重镇，反应更为直接和热烈。
无数作坊的匠师、工头，乃至普通的学徒工，都激动得夜不能寐。
丝绸工坊里，老师傅拿着报纸，手都在颤抖：“改进的提花机……我琢磨了半辈子，这次一定要报上去！”
景德镇的窑厂里，把桩师傅们聚在一起，热烈讨论着新式窑炉的节能方案和釉彩配方。
甚至一些偏远地区的农夫，听改良水车、犁具也能参选，都开始琢磨起自己平日里的一些“土办法”。
在广州、泉州，与西洋人打交道多的商人和通译，思路更为开阔。
有人开始研究如何改进航海罗盘和计时沙漏，有人则对带来的西洋书籍中的机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股风潮也迅速席卷鳞国的科研核心——皇家工院及各大学堂的格物院。
虽然院内的许多项目涉及机密不能参选，但仍有大量民用领域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摩拳擦掌。
一位负责水利项目的年轻官员兴奋地对同僚：“我们改进的高效水轮机，正好可以用于南方丘陵地的灌溉！这次定要争个名次！”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守旧的翰林学士、御史言官，私下里摇头叹息，认为此举“恐使人心趋于机巧，舍本逐末”，甚至上书委婉地劝谏皇帝“宜重经义，以正人心”。
但这些声音，在皇帝明确的意志和民间汹涌的热情面前，显得微弱而无力。
更深层次的影响，在悄然发生。受到“龙魂协议”快十年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个大明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和创造力，早已今非昔比。
人们不再视新技术为“奇技淫巧”，而是逐渐认识到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次“工杯”评选，如同一根导火索，彻底点燃了被压抑和引导已久的民间智慧与创新热情。
无数被传统观念束缚的才华，看到了释放的出口；无数曾经被视为“不务正业”的钻研，找到了价值的证明。
帝国的报纸，一边宣告着以武力肃清外部障碍的决心，一边激发着以科技强化内部根基的活力。
这一外一内，一武一文，清晰地勾勒出启皇帝朱啸统治下的大明帝国，那雄心勃勃、迈向未知领域的宏大蓝图。
在南洋的战舰即将起航的同时，一场关乎帝国未来竞争力的、无声的“科技革命”，也在民间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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