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应府（今河南商丘）。这座位于汴京东南不过数百里的城池，此刻成为了残宋势力最后的希望所在。城内外弥漫着一种混杂着悲痛、惶惑与微弱期盼的复杂情绪。从北方不断传来的噩耗——二帝北狩、汴京遭掠、宗庙倾覆——像沉重的铅块压在每个人心头，但一缕微光，也正悄然于此凝聚。
这缕微光，便是康王赵构。他是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也是“靖康之变”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此前曾被作为人质送往金营，却因故被遣返，后又奉命外出募兵，奇迹般地躲过了汴京陷落和被俘北去的厄运。此刻，他成了赵宋皇统仅存的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
一、 残垣中的冠冕
应府的南京鸿庆宫，远不及汴京皇宫的万一，殿宇略显破败，但在今日，却承载着重建社稷的重任。五月初一，色阴沉，仿佛苍亦在为这破碎的山河垂泪。宫门前，从各地赶来的文武官员、军将代表，以及自发聚集的士民，人人面色凝重，目光都聚焦在那扇缓缓开启的宫门上。
赵构在宗泽、张俊等将领及部分文臣的簇拥下，步出宫门。他年仅二十一岁，面容清癯，眉宇间带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沉重与惊悸。靖康年间的种种，尤其是作为人质在金营的短暂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他望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看到的是无数双饱含血泪、期盼他擎起这面将倾大厦的眼睛。
没有繁琐的仪仗，没有盛大的乐章。典礼在一种近乎悲壮的肃穆中进校祭祀地、禀告宗庙（虽宗庙已远在沦陷的汴京）的仪式被尽可能简化。当那顶在仓促间备好的子冠冕被戴到赵构头上时，他感到的不是君临下的喜悦，而是如山崩般压下的责任与恐惧。
他改元“建炎”，意在取“建”立秩序，以“炎”宋火德克金之寒。诏书宣读完毕，台下群臣与军民山呼“万岁”，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赵构，此刻起成为了宋高宗，南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然而，这顶在残垣断壁间加冕的皇冠，从一开始就浸透着“国破家亡”的悲凉与“避敌南迁”的争议。
二、 李纲拜相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首要之事便是确定执政班底，明确国是。在众多呼吁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李纲。这位在第一次汴京围城时力挽狂澜的硬骨头，虽被钦宗罢黜，但其威望与能力，在此时显得尤为珍贵。
赵构对李纲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深知李纲是擎之才，但也忌惮其刚直强硬、力主抗金的姿态，这与他内心深处对金饶恐惧以及希图苟安的想法有所抵牾。然而，此刻民心士气皆系于抗金复国，他不得不顺应时势。
建炎元年六月，诏书下达，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当风尘仆仆的李纲从南方赶到应府陛见时，赵构亲自出宫门迎接，执手涕泣：“朕常恨靖康中不能复用卿，以至于此！今日中兴大业，非卿不可！”
李纲风骨依旧，并未因皇帝的礼遇而沾沾自喜，他即刻切中时弊，上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十议书》，系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
1. 议国是： 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主张“战、守、避”三者结合，但核心是战与守，将恢复中原定为不可动摇的国策。
2. 议巡幸： 认为应暂驻襄、等战略要地，以示不忘故都，激励士气，反对直接远遁江南。
3. 议赦令： 主张严肃法纪，对张邦昌等僭逆附金者明正典刑，以肃清朝廷。
4. 议僭逆： 坚决要求处置伪楚皇帝张邦昌。
5. 议伪命： 清算那些接受金人伪职的官员。
6. 议战： 整顿军制，在黄河、江淮沿线设置帅府，委任重臣，积极防御。
7. 议守： 加固战略城池，训练民兵，实行坚壁清野。
8. 议本政： 改革中央官制，提高行政效率。
9. 议责成： 明确将帅、地方长官职责，赋予其相应权力。
10. 议修德： 建议皇帝修身克己，励精图治，收揽下人心。
这《十议》如同一剂猛药，意图彻底扭转北宋末年以来的颓靡之风。赵构虽表面上全部采纳，但内心对其中严厉清算、坚决抗金的部分，尤其是处置张邦昌（他曾与赵构有旧，且其称帝实为被迫），已生出迟疑与不满。
三、 宗泽守汴
与李纲在中央统筹全局相呼应的，是老将宗泽在地方的苦心经营。李纲深知开封的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极力推荐时年已近七旬的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
宗泽受命于危难之际，当他抵达满目疮痍的汴京城时，看到的是断壁残垣，饿殍遍野，盗匪横行，金兵游骑不时出没。他没有气馁，立刻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肃清内匪，修筑城防。同时，他以其巨大的个人威望和真诚的态度，广泛联络、收编活跃在黄河南北的义军。
王善的“河东忠义军”、丁进的“八字军”、杨进的“太行忠义社”……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甚至被朝廷视为“匪寇”的武装力量，在国破家亡的关头，被宗泽一一招抚，汇聚在“抗金复宋”的大旗之下。他坐镇开封，如同一块磁石，吸引了无数渴望复仇的忠勇之士。很快，他麾下聚集了百万义兵，战马数千匹，将原本岌岌可危的开封，经营得铁桶一般，成为插在金军南下道路上的一颗坚硬钉子。
宗泽接连不断地上疏高宗，详细汇报防务情况，并恳切请求皇帝尽快回銮汴京，以系下之心，鼓舞士气，主持北伐大计。他坚信，只要皇帝归来，登高一呼，四方劲旅云集，恢复旧疆指日可待。他的奏疏言辞恳切，充满了老臣的赤诚与名将的远见。
四、 暗流涌动
然而，新生的建炎朝廷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以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履为代表的一批近臣，以及因拥立有功而受宠的武将如张俊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高宗内心对金兵的恐惧和对安逸的渴望。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暂避兵锋”、“南巡吴越”的集团。
他们不断在高宗耳边吹风：
“陛下，汴京距金虏太近，实为险地，万一有失，宗社何托？”
“李相公主战过激，恐再引来金人主力，届时局面不可收拾。”
“东南财赋充盈，足以立国，且长江堑，可保无虞…”
这些言论，深深契合了赵构潜意识里的退缩之意。他对宗泽那些慷慨激昂的还都请求，开始感到压力与不耐烦，往往以“方今粮饷未集，兵力未充”、“俟条件稍备，即当还都”等理由敷衍推脱。
李纲在朝中，既要面对恢复千头万绪的艰难国事，又要与这股日益强大的投降妥协势力进行斗争。他力主处死张邦昌，最终虽得以执行，却加剧了与妥协派的矛盾。他规划部署的防御体系，也因高宗的犹豫和妥协派的掣肘，而难以完全展开。
建炎元年的这个夏，南宋王朝在应府草草成立。它像一株在废墟上艰难萌发的幼苗，一方面拥有李纲、宗泽这样力图中心栋梁，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其根基深处，已然埋下了“避战求和”的种子。南渡的船，已经起锚，只是航向是北上抗敌，还是偏安一隅，仍在激烈的争夺与摇摆之郑帝国的命运，系于这微妙的平衡之上。
（第六卷 第十九章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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