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一个深秋，赣北战事骤起。江西中西医院接到紧急征调令，需派遣医护支援前线。林闻溪与周振邦等十余名实习生被编入医疗队，由麦克莱恩教授带队，连夜乘军列北上。
车窗外，夜色中的田野一片荒凉，偶尔可见逃难的人群如蚁般南校车厢内，军医官正在讲解战伤急救原则：“...优先处理大出血和气道阻塞，分类标签用红黄绿黑四色...”
周振邦熟练地整理器械包：“和教科书上差不多，只是规模更大。” 林闻溪却注意到军医补充的细节：“火药伤须彻底清创，否则必发坏疽——这是祖父医案中强调过的。”
拂晓时分，列车抵达临时战地医院。所谓医院，实则是征用的祠堂，地上铺满稻草，权作病床。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腐臭的气息，呻吟声此起彼伏。
第一批伤员越时的场景，令所有实习生终身难忘：担架上的人们血肉模糊，断肢残躯触目惊心。一个年轻士兵腹部被弹片撕裂，肠管外露，仍喃喃着“娘...” “优先抢救！”麦克莱恩果断下令，“生理盐水冲洗，准备手术！”
林闻溪被分配至检伤分类处。他迅速运用中医望诊技巧：面色苍白汗冷者，多气随血脱；唇青紫者，多瘀血内停；烦躁不安者，多毒热攻心...
“这个脉微欲绝，当急固元气！”他在一个休克伤员腕上扎下银针，同时喊道，“需要立即输血！” 周振邦惊讶地发现，经针刺后，伤员静脉充盈度改善，更易穿刺成功。
手术棚内，残酷超出想象。截肢的骨锯声令人齿酸，取弹钳探入创口的闷响更让人心悸。林闻溪负责术后换药，见许多伤口虽经缝合却红肿流脓。
“为何不用祛腐生肌散？”他想起祖父治疗金疮的验方。 军医摇头：“战地条件差，中药不便使用。” 但林闻溪发现药房其实备有云南白药，只是西医用得不熟练。
夜间巡诊时，他见一伤员高热谵语，伤口恶臭——正是坏疽前兆。西医准备再次清创，林闻溪却提议：“可否加用清热解毒中药？” 麦克莱恩沉吟片刻：“非常时期，可用非常之法。”
林闻溪取来金银花、蒲公英等鲜药，捣敷患处。次日，热退神清，伤口转红活。 “神奇！”军医们围观，“这是什么原理？” “中药外用，能清热解毒，活血生肌。”林闻溪解释，“与现代抗菌消炎理论相通。”
最考验饶是批量伤员同时送达时。某日午后，百余名伤员同时越，人手顿显不足。林闻溪独立负责一个区域，既要清创缝合，又要辨证用药。
他发现许多伤员并非战伤致死，而是后续的感染和衰竭。这与中医“金疮瘀血，易化热生毒”的理论完全吻合。于是大胆改革：在每个换药桶中加入紫草、大黄等浸液；将三七粉撒入敷料；甚至用艾烟熏蒸病房以净化空气。
周振邦起初质疑：“这符合无菌原则吗？” 但数据显示，经中药处理的伤口感染率显着下降。连最保守的军医也开始尝试在换药时加入云南白药。
战事最激烈时，药材短缺。林闻溪带人采集野地蒲公英、地丁草等替代，“这些虽非正宗药材，但清热解毒之效相似。” 他甚至用烧红的烙铁代替手术刀为伤员切除腐肉——这正是祖父医集中记载的“煨脓长肉”之法。
一个月夜，他救治了个特殊伤员：老兵胸口中弹，但拒绝手术：“让我死吧...弟兄们都死了...” 林闻溪切脉察舌，发现除物理创伤外，更有深重的情志病。“此乃战场怔忡，心脉俱伤。”他不仅施药治伤，更耐心开导，针刺神门、百会等安神穴位。
老兵马革裹尸的念头渐渐消解，配合治疗。康复后，他老泪纵横：“大夫，你救的不只是我这身皮肉...”
战事稍歇时，林闻溪总结出《战伤中西医结合救治规程》： 一、检伤分类结合望闻问切； 二、清创缝合配合解毒生肌药； 三、抗菌消炎兼顾扶正祛邪； 四、身心同治，药石与心理并重。
麦克莱恩大为赞赏，将此规程报送军部。周振邦也由衷道：“以前我觉得中医只能调理慢性病，没想到在急救中更有奇效。”
撤离前线那日，朝阳初升。林闻溪望着满营康复中的伤员，忽然深刻理解了“医道”二字的重量——不仅是技艺，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不仅是治病，更是安邦。
他在日记中沉重写道：“经此一役，见战争之残酷，更见医者之重任。西医长于救急，中医善于调理；西医精于局部，中医顾全整体。战场救治，尤需二者结合。然最痛心者，非伤重不治，而是战祸本可避免...”
回南昌的列车上，他默默整理着战地医案。这些用血与火写就的经验，将成为他医途上最珍贵的财富。而那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在战火的考验下，越发清晰坚定。
车窗外，山河依旧，硝烟渐散。年轻的医者闭上眼睛，那些伤痛与拯救的画面历历在目。他知道，这段经历将永远改变他的行医方式，也让他更加明白：医者的战场，不仅在病榻之前，更在生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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