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秘书长赵明生的办公桌，被厚厚一摞企业反馈材料占去大半。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语速很快，透着一股企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在。
“难！太难了！”赵明生指着桌上几份材料，对着陈志远和周正直摇头，“你们报告里写的‘技术转化梗阻’，那都是文绉绉的法。白了，就是好东西变不成钱！就这个，”他抽出一份文件，“省化工研究院搞出来的新型环保催化剂，实验室数据漂亮得很，成本还低。南星化工厂想要，投了三百万搞中试，结果呢？设备不配套，工艺参数放大后全乱了套，连续三次试生产失败！三百万打了水漂，厂长老钱头发都急白了！研究院那边也傻眼了，实验室里明明好好的啊！这就是你们的‘死亡之谷’！”
陈志远和周正快速记录着。赵明生又抽出另一份：“还有这个，沿海市一家做特种树脂的厂，好不容易从国外引进一项专利技术，想改进升级。结果发现，人家技术包里关键的中试参数是缺失的！找公共平台？省里根本没有能处理这种高活性物料的专业中试线！找高校？人家自己的平台排期都到半年后了，收费还死贵！最后厂子没办法，咬着牙自己凑合着搞了个简陋装置，结果发生规模泄漏，差点出事！现在项目彻底搁置了！”
这些活生生的案例，远比厅局提供的宏观报告更有冲击力。周正注意到一个关键点：“赵秘书长，您提到的这些企业，有没有尝试过共享省内大型化工企业或者高校已有的中试线？”
“试过啊！”赵明生一拍大腿，“怎么没试过！找过东华化工集团，人家自己的研发项目都排不过来，根本不对外开放。找过东海大学化工学院，他们的平台倒是对外，但只接和自己研究方向契合的项目，收费也高，厂根本用不起。而且，涉及到具体工艺参数和配方，人家也有保密顾虑，不敢轻易让你用他们的核心设备试。白了，各扫门前雪！”
告别赵明生，车子驶向沿海市南星化工厂。厂区弥漫着淡淡的化学原料气味。厂长钱卫东，一个精瘦黝黑的中年人，亲自带他们去看那套闲置的中试装置。崭新的不锈钢设备蒙着一层薄灰。
“三百万啊，”钱卫东抚摸着冰冷的罐体，语气苦涩，“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三百万不是数目。失败一次，还能咬牙撑着，连着三次……家底都要掏空了。关键是时间耗不起！市场不等人！现在只能看着别人用老技术生产，我们干瞪眼。”他指着旁边几台老旧的主生产装置，“这些老设备，能耗高，污染大，产品档次上不去，可没办法，还得靠它们吃饭！想升级？不敢了，也投不起了。”
回程路上，陈志远和周正都沉默着。南星厂那套闲置的中试设备和钱卫东无奈的眼神，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技术转化的鸿沟，对于缺乏雄厚资本和研发能力的中企业而言，就是一道足以拖垮企业的堑。
两后，省金融办会议室。韩副主任召集了基金运营中心、银行代表处、省担保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与陈志远、周正一起讨论应急转贷基金的优化方案。
周正将一份整理好的材料推过去：“韩主任，各位领导，这是我们梳理的省内部分地市应急转贷基金运行情况。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资金池规模普遍不足，像林州市的基金，去年申请季不到一个月额度就用罄，导致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无法续贷；二是审批流程平均耗时仍在10个工作日以上，部分环节存在重复审核；三是使用期限短（通常不超过3个月），且续用条件严格，对于因行业周期或大额订单垫资导致短期流动性困难的企业，缓解作用有限。”
银行代表处的张经理立刻接话：“周同志，流程时间长，主要是风险控制的需要。企业申请续贷，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其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这不是走过场。一笔坏账，损失的不只是基金，更是银行的资产质量。”
担保集团的刘副总也点头：“我们提供担保，责任更大。简化流程可以，但必要的风控环节不能砍。否则出了问题，板子打下来，谁也承担不起。”
周正早有准备，他翻到材料后面：“我们理解风控的重要性。但重复审核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企业提交给基金运营中心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数据，银行和担保机构往往要求重新提供，甚至格式都不一样，企业需要反复跑、反复盖章。是否可以建立统一的线上申报平台，实现一次提交、多方共享？同时，对于经营稳定、信用记录良好的‘白名单’企业，能否探索建立快速审批通道，比如承诺在3-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他顿了顿，继续道：“关于资金规模和使用期限，韩主任之前提到的试点思路很务实。我们建议，在省级层面，能否考虑设立一个‘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参与合作的地方银行和担保机构，在其为白名单企业提供转贷服务发生代偿损失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这样能提升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试点地区，允许对符合条件的订单融资类转贷需求，适当延长基金使用期限至6个月？”
会议室内安静下来。韩副主任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思考着周正的建议。统一平台、白名单快速通道、风险补偿池、延长使用期限……这些点子，都切中了痛点，但每一项都意味着规则改变和责任分担。
“统一平台技术上可行，但需要省大数据局支持，协调难度不。”韩副主任缓缓开口，“风险补偿池的设立，需要财政厅点头，涉及预算安排。延长使用期限……要评估企业道德风险和基金周转效率。”她看向周正和陈志远，“你们的建议有针对性，但落地需要配套政策和协调。这样，我们先在方案里把这几条作为核心优化方向提出来，同时注明需要协调的相关厅局和可能的实施路径。试点地区选择，也需要慎重评估。”
陈志远立刻接道：“韩主任考虑周全。我们回去就把这些细化建议融入到方案草案里。”
在科技厅联合调研的碰头会上，火药味则浓了许多。科技厅计划处李维、成果转化处吴处长、基础研究处孙处长，工信厅刘科长，以及两位高校科研管理负责人围坐一桌。
当讨论到中试平台建设模式时，分歧立刻显现。
成果转化处吴处长倾向政府主导：“中试平台投入大、风险高、短期难见效，完全靠市场力量，企业没这个动力，也承担不起失败风险。必须由政府牵头，财政兜底，建设几个高水平的公益性平台，面向社会开放服务。”
东海大学科研院的王副院长立刻反驳：“完全政府主导？效率低下、脱离市场的老路不能再走了！高校有技术，有部分基础条件，但缺乏产业化的经验和市场嗅觉。企业化运营才有效率！可以由政府引导，联合有实力的大企业或专业化运营公司，采取市场化机制运作，政府给予初期建设和运营补贴。”
工信厅刘科长则更关心产业需求：“不管谁主导，平台建在哪、服务哪些产业最迫切？我觉得应该优先建在产业集聚区，比如临港化工园、东湖生物医药谷这些地方，才能贴近需求，服务企业。”
“钱呢？”基础研究处孙处长推了推眼镜，“高水平中试平台，一套核心设备动辄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省里财政能拿出多少？全砸在这上面？其他基础研究项目还要不要支持？”
李维听着各方争论，脸上又浮现那种温和疏离的表情，偶尔插一句“大家的都有道理”、“需要统筹考虑”，却始终不表态。
周正坐在陈志远旁边，快速记录着各方观点和争议焦点。他发现，争论的核心卡在几个关键点：投入主体与责任边界（政府vs市场）、选址布局原则（产业需求vs资源均衡）、资金来源与持续性（财政投入vs市场造血）、以及如何调动高校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
会议陷入僵持。陈志远清了清嗓子，试图引导：“各位领导，大家的意见都很有价值，也反映了平台建设面临的真实复杂性。我们这次调研的目的，不是现在就要定下唯一模式，而是要把这些不同路径的利弊、实施难点、所需的配套政策，都梳理清楚，供省领导决策参考。比如，政府主导模式适合哪些领域？企业化运营模式又需要哪些政策保障？混合模式如何设计权责？……”
周正适时补充，将笔记本转向众人：“根据前期企业调研和案例收集，我认为有几条原则可能是共识：一是平台必须紧贴产业需求，选址要优先考虑产业集聚区；二是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稳定的、可持续的投入机制；三是需要明确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规则，否则高校和科研人员没有动力把成果拿出来转化；四是平台自身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运营能力和市场开拓意识，不能变成纯粹的‘设备保管员’。”
他列举了几条原则，虽未直接解决争议，却将混乱的讨论引向更结构化的框架。李维的目光在周正脸上停留了一瞬，其他几位争论者也不由自主地看向他列出的那几条。
“周同志总结的几点，确实值得我们在后续讨论中深入思考。”李维终于开口，算是给僵持的会议一个台阶，“这样吧，我们科技厅内部也再研究一下，结合大家的意见，争取在下一次联合会议前，拿出一个关于建设模式利弊分析和初步建议的提纲。”
走出科技厅大楼，陈志远长长吁了口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深水区啊……每一脚下去都是泥。”
周正没话，只是将笔记本上记录的密密麻麻的争议点和周正自己提炼的原则又看了一遍。不同部门、不同立场的利益诉求和惯性思维，如同纵横交错的暗流。要找到那个能被各方勉强接受的平衡点，需要在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更精密的权衡与设计。方案草案的轮廓在他脑中逐渐清晰，同时也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这份凝聚了复杂博弈与妥协的方案，最终获得推动它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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