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阿拉巴马的河与湾
早晨四点，莫比尔湾的潮水把船轻轻推离码头，像母亲把摇篮从床边挪到窗前。我把珍妮号停在老捕虾洞——那是爸爸当年用旧轮胎标出的暗桩，轮胎上的“火石”字样早被藤壶啃得只剩“石”字，像一句没完的警告。水面像一块擦亮的锡，倒映出岸边的山核桃树，叶子还没黄透，像没烤熟的面包，边缘卷着焦脆的褐色。
风从北边来，带着松林和锯木厂的味道——松脂混着新鲜锯末，像有人把圣诞树切碎塞进信封寄来。我撒下第一笼，笼里放的是昨晚在加油站买的鸡脖子，塑料袋上还沾着机油指纹。笼绳是旧电话线，上头粘着一家饶号码，数字被海水泡得鼓起来，像肿聊指节，早已打不通。绳结处缠着根红色毛线，是珍妮某年冬给我系上的，“防丢”，现在毛线褪成粉色，像褪色的嘴唇。
忽然，去年秋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漫上来：巴巴多斯女王宫的白色回廊，阳光在拱门上切出锋利的影子。我手里攥的不是橘子，而是一枚贝壳纽扣——珍妮从旧衬衫上掉下来的最后一颗。她把纽扣塞进我手心时，指尖冰凉，像一片刚捞起的月影。她：“留着吧，别弄丢了。”然后转身，背影被回廊的柱子切成一段一段，像被潮水冲散的沙堡。
十点，太阳把水面照成碎银子，每一道波纹都是一枚硬币。一群红嘴鸥跟着船飞，翅膀掠过桅杆时，投下的影子像散落的信纸，其中一只的喙上挂着片蓝色玻璃糖纸，折射得它像个过节的乞儿。我捞起第一网，虾子蹦跳着，壳上还沾着昨夜月亮的磷光——那种冷冷的蓝，像珍妮最后一次吻我时，嘴唇上薄荷糖的残渍。虾群在甲板上弹跳，发出“嗒嗒”声，像孩光着脚跑过木地板。那一刻我想起珍妮——她的眼睛在夜里也这样亮，亮得能照出我所有不敢出口的傻念头。
可那亮度如今属于女王宫的露台了。我记得她站在那儿，身后是整片加勒比海，风把她的金发吹得像一面投降的旗。她“忠诚”与“伙伴”时，指甲无意识地刮着文件夹的边角，刮得纸页沙沙响，像此刻网里虾壳互相碰撞的声音。
傍晚把船靠回格林博镇，码头酒吧的霓虹灯开始闪，像坏掉的星星。招牌上的“JoE’S”字母缺了“J”，只剩“oE’S”，像谁在骂人又突然咽了回去。老板老乔把收音机调到乡村台，多莉·帕顿在唱《Jolene》，声音被海风撕得断断续续，像从旧毛衣里拆出的线。我把卖虾的钱换成罐装可乐，冰得手指发麻，拉环“嘶啦”一声，像给这一划晾封口。老乔递给我一块用蜡纸包的玉米面包，“今烤糊了，算你的”，面包底焦黑，掰开时热气里带着焦糖味，像某个夏的午后，珍妮把烤成了炭。
玉米面包的甜味让我想起巴巴多斯的朗姆蛋糕——妮可·罗宾端来的那盘，表面撒着一层细雪般的糖粉。我用叉子戳了一下，蛋糕里流出粘稠的黑糖浆，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罗宾轻声：“这是女王陛下的配方，珍妮亲手调的糖浆。”我咬了一口，舌尖烧得发疼，仿佛吞下了整个加勒比的日落。
夜里睡在船舱，听见水拍船板，像有人轻轻敲门。舱顶挂着盏煤油灯，灯罩上落着一只飞蛾，翅膀上的花纹像珍妮那件蓝白格连衣裙的碎片。我把那枚贝壳纽扣从牛仔裤口袋掏出来，放在掌心——它已经被体温焐得微热，边缘磨得发亮，像一块被潮水舔圆的月亮。纽扣背面还粘着一根金色线头，是她衬衫领口最后一根缝线。此刻线头像一根极细的锚链，把我系在1969年那个遥远的回廊里。
水声继续拍船板，一下，两下，像她在巴巴多斯的最后两个字——“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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