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北宋元丰年间。汴京已成了繁华更胜往昔的帝都。一位名叫司马光的退居老臣，正在洛阳的独乐园中，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撰写他那部不朽的巨着《资治通鉴》。此时，他正翻检到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灭佛的相关记载。
烛光下，司马光眉头微蹙，笔尖在砚台上蘸了又蘸，似乎在斟酌着评价的分寸。一旁协助他着书的儿子司马康忍不住问道：“父亲，对于周世宗毁佛之事，后世颇多争议，佛门中人视为‘法难’，口诛笔伐。您将如何下笔？”
司马光放下笔，深吸一口气，目光仿佛穿透了书斋的墙壁，回到了那个距离他并不太遥远的五代末年。他缓缓道：“治国者，当以下生民为念。显德年间，下分崩离析久矣，百姓困苦，国库空虚。佛寺广占良田，僧尼逃避赋役，铜像虚耗财用，此乃积重难返之弊政！世宗此举，虽有阵痛，然其意在革除积弊，充实国力，惠及黎庶。”
他越越是激动，拿起刚刚写就的稿卷，指着上面的文字念道：“你看我是如何写的——‘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他转向儿子，目光炯炯：“能不顾一己之毁誉，而行利国利民之实政，此非‘仁’为何？能洞察虚妄无益之事，而果断革除，此非‘明’为何？相较于那些溺于佛事、罔顾民生的昏君，周世宗才是真正的社稷之主！”
司马康听后，深深拜服。在司马光这样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帝王的功过，首要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柴荣的灭佛，符合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精神，故而得到高度评价。
然而，历史的评价从来不是单一的。几乎在同一时期，佛教史家们则在自家的着述中，记录下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南宋僧人志磐所着的《佛祖统纪》中，后周世宗的灭佛被明确列为“三武一宗”的“法难”之一，虽然其程度或许不如前三次酷烈，但其破坏性同样被着重强调，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帝王的批评。
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更侧重于中央集权的强化，认为柴荣此举，有效地打击了佛教寺院这一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国中之国”，将大量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控制，对于结束五代乱局、为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开辟晾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由此可见，对于周世宗灭佛的评价，如同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观察，会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儒家史观（如司马光）看重其惠民、务实的方面；佛教史观（如《佛祖统纪》）自然视其为灾难；而后世的政治哲学家（如王夫之）则可能更强调其巩固统治的结构性意义。这些评价的分野，深刻地反映了评价者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历史书写，从来都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述，而是与现实不断对话的产物。
司马光最终将他的评语郑重地写入了《资治通鉴》。这一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主流史家对周世宗的看法。但在民间，在那些香烟缭绕的寺庙里，僧侣们口耳相传的，则是另一个关于“一宗法难”的故事。青史之上，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而柴荣本人那句“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的独白，则穿越时空，凝固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等待着一代又一代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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