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平二年的南朝宋，仿佛被上抛弃。刚入初夏，江南地区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紧接着一场致命的瘟疫席卷而来，百姓在水火与病痛中挣扎，而朝堂之上，却依旧是一派麻木与混乱，无人真正伸出援手。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每年这个时节，本该是稻田泛绿、百姓忙碌插秧的景象。可这一年，连绵的暴雨从四月一直下到五月，长江、钱塘江水位暴涨，堤坝在连日的冲刷下接连溃决。浑浊的洪水如同脱缰的野马，冲破村落的围墙，漫过成片的农田。在吴郡，村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屋被洪水冲垮，木质的房梁在水中漂浮，家具、衣物散落在水面上，孩童的哭声、老饶叹息声与洪水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有村民试图抢救家中的粮食，却被湍急的洪水卷走，再也没有回来。短短十日，江南数十个州县被淹，数百万亩农田变成一片汪洋，刚刚种下的秧苗在洪水中腐烂，百姓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只能扶老携幼，逃往地势较高的城镇。逃亡的路上，随处可见因饥饿、疲惫倒下的灾民，有的家庭为了节省粮食，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遗弃在路边，场面惨不忍睹。
好不容易等到洪水渐渐退去，百姓们以为能回到家园重建生活，一场更为可怕的瘟疫却悄然降临。洪水过后，尸体、垃圾在阳光下腐烂，滋生出大量病菌，污浊的水源成了传播瘟疫的温床。起初，只是少数灾民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的症状，可没过几日，瘟疫便在灾民中迅速蔓延，甚至波及到了周边的城镇。在会稽，一家十口人，有八口因染病身亡，剩下的两人也奄奄一息，只能躺在破败的草棚里等待死亡；在广陵，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百姓染病，城中的郎中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患者在痛苦中死去。瘟疫爆发后，每日都有数百人死亡，尸体来不及掩埋，只能堆积在城外，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引来无数乌鸦啄食，整个江南地区，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南朝宋朝廷却毫无对策。此时的刘义符，正沉浸在宫中的玩乐之中，对宫外的灾情一无所知，即便偶尔有宫人将灾情禀报给他，他也只是漫不经心地：“不过是些灾民闹事，派些人去镇压便是，何必烦扰于我？” 完，便继续与嫔妃们饮酒作乐，或是在御花园中玩 “守城游戏”。有一次，负责赈灾的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灾民的血书入宫求见，恳请刘义符拨款、拨粮，救济灾民，却被刘义符以 “影响朕玩乐” 为由，下令杖打三十，赶出皇宫。血书被扔在地上，上面灾民的血泪痕迹，在宫饶清扫中渐渐淡去，仿佛从未存在过。
而手握朝政大权的辅政大臣们，面对灾情也只是相互推诿，无人愿意承担责任。徐羡之认为，赈灾需要大量的钱财、粮食，而国库早已被刘义符挥霍一空，此事应由掌管财政的户部负责；傅亮则觉得，瘟疫的防治需要调动各地的郎症药材，该由礼部牵头；谢晦远在荆州，虽得知灾情，却因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根本无法参与决策；檀道济此时已被冤杀，军中无人能调动兵力维持灾区秩序。大臣们在朝堂上争论不休，有的相互指责对方 “办事不力”，有的则借口 “需陛下旨意” 拖延时间，却始终没有制定出任何有效的救灾措施。国库中仅存的少量粮食，被官员们私自克扣，用来中饱私囊，真正能送到灾民手中的，寥寥无几；各地的郎中们因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只能眼睁睁看着瘟疫蔓延，毫无办法。
灾民们在绝望中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有的灾民聚集在一起，冲击当地的官府，抢夺粮仓中的粮食；有的则加入了之前的农民起义队伍，反抗朝廷的统治。江南地区的局势愈发混乱，而朝廷的不作为，让这场灾情带来的危害不断扩大。北方的北魏得知南朝宋境内灾害频发、局势动荡，更是加快了南下的步伐，边境的战事日益紧张。
景平二年的这场灾荒，如同一块试金石，暴露了南朝宋朝廷的腐朽与无能。刘义符的漠视、辅政大臣的推诿，让无数百姓在灾难中失去生命，也让南朝宋的统治根基进一步动摇。当灾情的消息传遍全国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由刘裕辛苦建立的王朝，在刘义符的统治下，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徐羡之、傅亮等人，看着日益恶化的局势，心中更加坚定了推翻刘义符的决心 —— 他们知道，若再不采取行动，不仅自己会成为王朝灭亡的陪葬品，整个南朝宋，都将在灾荒与战乱中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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