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家学渊源 少年英才
北宋咸平年间的建州浦城，晨雾尚未在梦笔山间散尽，九岁的吴育已端坐在老宅的紫云轩郑他的手指缓缓抚过祖父吴光谊留下的《汉书》残卷，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着三代饶仕途理想。窗外，父亲吴待问正在庭院中训诫县吏：“《尚书》云政贵有恒，尔等催科竟敢擅改斛斗，可知之制乃太祖所定？”
吴氏一族自五代末徙居闽北，到吴待问时终成气候。这位后来官至礼部侍郎的家长，此刻还只是建州通判，却已以清廉闻名。某日府库盘点，他发现账簿中存有羡余钱三百贯，立即下令充作修缮官学的费用。此事被路过的福建转运使记录在奏章中，成为真宗朝考核清吏的范本。
在四兄弟里，吴育最为聪颖机敏。《宋史》称其“少奇颖博学”，七岁时已能解读《毛诗郑笺》中的疑难注疏。某年上元节，浦城县令宴请乡绅，当众考验童子属对。县令出：“云锁梦笔峰”，十岁的吴育应声而对“霞披吴山径”。这“吴山”既指浦城名胜，又暗合家族姓氏，满座皆惊其才思。
但真正让吴育声名远播的，是咸平末年发生的“催科事件”。那年大旱，县吏在征收夏税时竟将官斗边缘抹上桐油，使粮食在刮平时自然滑落。十二岁的吴育随父巡视乡里，发现农民交税实际多出两成。他当即援引《尚书·无逸》职怀保民”之句，又搬出《唐律疏议》“监主受财枉法”条，质问得县吏面如土色。吴待问据此整顿吏治，将涉事官吏尽数革职。这段往事后来被其弟吴充记入《吴氏家训》，成为“修身齐家”的重要范本。
圣初年的汴京，国子监内古柏森森。来自各地的学子聚集在刻石经的回廊下，热烈讨论着当世文风。监内正盛行西昆体，学子们随身携带杨亿《西昆酬唱集》的抄本，书斋里飘荡着“藻绣盈箱”、的吟诵声。
“诸君请看刘筠此句雪意成阴漫上，何等精工！”
“钱惟演阆苑仙人曳佩琚才见功力呢！”
在这片绮丽文风中，唯独吴育常独坐崇文院阁楼，就着光研读韩愈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某个秋雨绵绵的午后，他铺开宣纸，写下《崇古论》的开篇：“夫文者，贯道之器也。今之学者，务辞藻而遗义理，竞骈俪而失筋骨，犹舍舟楫欲渡江河...”
这篇文章很快在监内引发波澜。助教阅后勃然变色，在课堂上当众训斥：“尔等莫学浦城吴生妄议时风！”但就在当夜，国子监直讲孙奭却派书童将吴育请至直讲斋。
六十二岁的孙奭是当时着名的经学家，曾多次拒绝丁谓、王钦若等权臣的笼络。他指着斋内悬挂的《河图洛书》问道：“子言文以载道，可知何谓大道？”
吴育整肃衣冠，从容应答：“犹此图所示，经纬地人之谓也。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非特文辞之美，实因义理之正。”
孙奭抚掌而笑，当即取出自己注释的《孟子》七篇相赠。在随后呈送给国子祭酒的《监学札记》中，他写道：“闽士吴育，深明经义，不苟流俗，他日必为诤臣。”
在孙奭指导下，吴育开始系统研究《春秋》三传。他发现《左传》记载的郑国子产改革，与当下漕运积弊颇有相通之处；《谷梁传》对“初税亩”的评论，恰可印证当今田赋之失。这些心得后来都成为他仕途中的重要思想资源。
某日讲经完毕，孙奭特意留他品尝新茶，起真宗朝旧事：“昔年王钦若倡言祥瑞，老夫在经筵直言此非太平之本。今观子之器识，犹胜老夫当年。”这番期许让吴育深受震动，当夜在日记中写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这些在国子监的岁月，悄然塑造着未来的政治家风范。当同窗们还在为骈文的对仗工整绞尽脑汁时，吴育已从《贞观政要》中悟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道理。这种将经典与时务相结合的学风，预示着他日后在庆历新政中的独特立场。
暮春的监学庭院，梨花如雪。吴育站在石刻《周易》碑前，默念着“君子以顺德，积以高大”的箴言。他不知道，三年后的礼部试场上，这些沉淀的思考将助他一举夺魁；更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与范仲淹等饶风云际会，此刻已在国子监的琅琅书声中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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