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临安任上 惠民安邦
圣七年（1029）深秋，钱塘江的潮水挟着雷霆之势涌入杭州湾时，二十九岁的吴育踏上了临安的土地。这座被誉为“东南第一州”的繁华都市，此时却因一桩丑闻而蒙尘——前任知县因勾结豪强贪墨漕粮被革职查办。吴育赴任的消息传开，当地四大豪绅立即送来拜帖，其中以经营漕阅沈家最为殷勤，竟在拜匣中暗藏十两金叶。吴育当众将金叶投入县衙前的“戒石池”，在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民膏”的戒石亭前，对聚集的百姓朗声道：“自今日始，但有贪墨一钱者，犹如此金！”
到任次日，吴育便直扑症结所在。他在征收秋粮的现场，亲眼目睹司仓吏员使用特制的“淋尖斛”——斛口较官定标准宽出寸余，粮食堆尖后猛踢斛腹，洒落的粮食尽入私囊。更有甚者，还在斛底暗藏磁石，过秤时暗中操纵。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吴育当机立断，召来全县工匠。在三班衙役的见证下，亲自设计“永为定式”铁斛。此斛以精铁铸就，斛沿加厚防止踢踹，斛底铭刻“圣七年临安县制”，两侧铸佣礼记·王制》“量入为修”的铭文。举行铸斛仪式那日，他特意选择在县衙门前立斛，当着千余乡民的面，将旧斛投入熔炉。这个场景被当地画师绘成《吴公铸斛图》，后来范仲淹见此图时，特在画上题诗铁斛铮铮扫积弊。
紧接着，吴育颁布《征粮八则》。其中明确规定：不得使用非官定斛斗；不得淋尖踢斛；不得称量时唱数不实；不得故意抛洒粮食；不得勒索“脚钱”；不得强征“鼠耗”；不得拖延给付粮凭；不得以次充好。每条下面都附有具体罚则，如“淋尖者杖八十”“踢斛者徒一年”。这些条款后来被收录在《两浙路漕运新规》中，成为宋代漕运改革的重要文献。
水利兴修更是吴育的着力之处。这年冬，他亲率老农巡视西湖。在宝石山腰的望湖亭，他指着葑田壅塞的湖面叹道：“白乐开六井，苏子瞻疏二河，今人岂能让前人专美？”随行县尉提醒：“库银不足，若征民夫恐伤农时。”吴育却取出在国子监时整理的《唐代水利考》，提出“以工代赈”之法。
翌年开春，恰逢两浙路微旱。吴育立即上书请求以赈灾款兴修水利。获得批准后，他创造性地将工程分为三部分：招募流民疏浚西湖，以每日三升米计酬；征调厢军修筑闸堰，另给饷银；发动乡绅捐资捐料，立碑记功。在开挖新渠时，他沿用汉代“井渠法”，每隔百步设一竖井，既利通风又便清淤。这项创新后来被沈括记入《梦溪笔谈》。
工程进行到关键时刻，有属吏为赶进度，建议征调灵隐寺、净慈寺的僧众服役。吴育立即在工地召集所有吏员，正色道：“昔年唐武宗灭佛，至今史书诟病。释子方外之人，岂可妄役？”这番话通过游方僧人传遍江南，净慈寺主持特意送来《金刚经》注解表达敬意。此事后来被欧阳修写入《归田录》，称赞吴育“通达事理，不拘一格”。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对商贸的治理。临安作为漕运枢纽，各地商船云集，却长期被地痞流氓控制的“埠头”把持。吴育创设“船引”制度，商人凭县衙发放的凭证直接交易，革除中间盘剥。又在城南设立“市舶司临安分司”，专司海外贸易。这些措施使临安商税在圣八年增至二十五万贯，较三年前翻了一番。
在教育方面，吴育重建了县学。他亲自为学子讲解《周礼》，特别强调“荒政十二”中的“散利”、“薄征”等条款。某日讲到“保息六养万民”时，他结合临安实际，提出“常平仓改储新粮”之法：将存粮轮换出售，既防霉变，又平粮价。这套理论后来被王安石变法时采纳，写入《青苗法》实施细则。
圣九年（1031）春，吴育三年任满。离任那，出现了宋代地方官史上罕见的一幕：不仅临安百姓“扶老携幼，塞道阻斜，更有闻讯赶来的明州、秀州等地乡民，在官道旁设香案跪送。百姓献上的万民伞上，绣着“明镜高悬”四字，伞骨竟是用他当年铸造的铁斛熔铸而成。
最让吴育动容的是，十几个受过“幼孤粮仓”恩惠的孤儿，捧着在县学考取的童生文凭前来送校这个细节被路过的谏官记录在奏章中，成为吴育日后入主开封府的重要政绩依据。而此刻的吴育不会想到，他在临安改革的经验，即将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彩——范仲淹正在起草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多处可见临安新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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