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大典的余音尚在宫墙间回荡，北京城仿佛暂时恢复鳞都的庄严气象。然而，林川深知，表面的平静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然形成，但内部的巩固远未完成。他必须利用这宝贵的喘息之机，清除最后的隐患，并为未来的斗争储备力量。
王老蔫执掌锦衣卫后，并未大张旗鼓地搞冤狱，而是将北疆那一套缜密的情报手段与锦衣卫原有的架构结合，如同织就一张无形的大网，悄然笼罩京城。孙眼则如同幽灵，专注于对南京方面的渗透和反渗透。
这一日，王老蔫带来一份看似不起眼的情报：几名原京营的中下层军官，近日频繁出入城南一家名为“醉仙居”的酒楼，与他们接触的，是一个来自山西的皮货商。这本是寻常交际，但孙眼安插在南京的暗线曾传回模糊信息，提及南京方面试图通过山西商帮的渠道，与京城旧势力建立联系。
“山西商帮……八大皇商？”林川眼神一凝。明末晋商与关外势力关系密切，虽经巨变，但其潜势力犹在。
“查这个皮货商。还有，盯紧那几个军官，看他们最近是否有异常调动，或者试图接触京营库房。”林川下令，语气森然。他嗅到了火药味。
与此同时，吴秀才也在文化层面遭遇了一场的风波。他主导的“忠烈祠”入祀名单拟定中，依据北疆带来的档案，加入了数位在与清军、罗刹人作战中殉国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这一举动，引来了部分翰林院清流的非议，认为“士卒捐躯，其志可嘉，然入祀国家忠烈祠，与历代名臣良将同列，恐于礼制不合，有辱斯文”。
吴秀才据理力争：“浴血沙场，为国捐躯，其忠烈岂分高低？若无万千士卒用命，何来庙堂衮衮诸公在此高谈礼制？”双方在礼部衙门争执不下。
林川得知后，只对吴秀才了一句话：“忠烈祠，祀的是忠烈之气，非官职大。此事不必再议，名单照准。若有异议，让他们来找我。”
他用不容置疑的权力，压下了这场关于“文化话语权”的争论。他要确立的，是“实干与牺牲”的价值导向，而非传统的“身份与清议”。
三日后，王老蔫与孙眼联手，收网了。
那个山西皮货商，真实身份是南京兵部派出的细作，携带大量金银，意图收买京营军官，伺机在京城制造混乱，甚至策划刺杀。而那几名军官，已被诱惑，正在暗中串联，图谋不轨。
没有公开审讯，没有大肆宣扬。在一个深夜，锦衣卫缇骑四出，将涉案军官及那名细作，在其秘密据点中一举成擒。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次日清晨，当一些官员还在猜测昨夜为何有兵马调动时，那几名军官的人头，已悄然悬挂在了他们原本所属军营的辕门之上。没有罪名公示，但所有人都明白他们为何而死。这是一种无声的、却极具震慑力的警告。
林川在文华殿听取了王老蔫的汇报后，沉默片刻，道：“将这些饶罪证，抄送一份给英国公张世泽。告诉他，京营，该彻底清洗一遍了。”
他这是借刀杀人，也是给依旧盘踞在京营中的旧势力最后一次机会。
处理完内部的“伏火”，林川将目光投向更远方。他召见了即将返回辽东的杨把总。
“辽东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也是未来的希望。”林川屏退左右，郑重交代，“此去，有三件事需牢记：第一，屯田练兵，一刻不可松懈，火器工坊要扩大，要能自产自足。第二，对蒙古诸部，拉拢分化，科尔沁若真心归顺，可允互市，若阳奉阴违，则坚决打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压低声音，“派人向东，探索鸭绿江对岸，乃至更远的苦兀（库页岛）等地，绘制海图。未来的战场，未必只在陆上。”
杨把总凛然受命，他感受到了林川话语中那超越当下局势的深远布局。
内部的隐患被悄然拔除，外部的战略在悄然铺开。林川如同一个耐心的猎人，一边清理着身边的陷阱，一边为下一场更大的狩猎，默默准备着火药与猎枪。伏火既除，方能安心积蓄力量，以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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