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辽东，草木丰茂。杨把总——如今的靖北侯、北疆大都督，站在重新修缮过的盛京城墙上，目光越过城外星罗棋布的屯田，投向更北方苍茫的山林。按照林川“探索东方”的密令，他派出的三支探路队，已陆续传回消息。
第一支沿黑龙江继续东进，确认了外兴安岭的存在，并记录了沿途几个索伦、达斡尔部落的分布。第二支试图向南探索朝鲜边境，但因对方戒备森严，未能深入。而第三支，也是最为艰险的一支，由一名极富经验的老夜不收带领，向北穿越了广袤的原始森林，抵达了一条浩荡的大江之畔。
“都督，”那名叫赵老槎的夜不收队长，带着一身被荆棘划破的伤痕和满身风尘，向杨把总汇报，声音因激动而沙哑，“那江……真他娘的宽！俺们找了处高地望去，江对面还是望不到边的老林子！江里鱼肥得像猪羔子！按您给的海图估摸，那应该就是……混同江（黑龙江下游）了！俺们在江边最高处，垒了个石堆，插了根木头，刻上了‘大明北疆都督府探勘至此’的字样！”
杨把总仔细看着赵老槎粗糙绘制的地形草图，以及那简陋的“界碑”位置标记，心中波澜起伏。这不仅仅是地理的发现，更是主权意识的延伸。他重重拍了拍赵老槎的肩膀：“好！立得好！你们立下的，是大明北疆未来的界碑！”
他立刻下令，重赏探路队，并命人根据这些新的地理信息，重新绘制、完善辽东及以北的地图。同时，他写了一封详细的奏报，连同草图副本，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北京。在奏报末尾，他写道：“……王爷，北疆之界，非止于盛京，非止于黑龙江。凡我探勘所至，兵威所及，民心所向之处，皆应为我大明之土！然簇广人稀，蛮荒未辟，欲实控之，非仅靠垒石刻木，需移民实边，建城设堡，徐徐图之。此乃百年大计，请王爷早做圣裁。”
这封奏报，不仅汇报了成果，更提出了一个长远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几乎在杨把总发出奏报的同时，北京文华殿内，林川正在审阅一份由吴秀才牵头，联合工部、户部官员拟定的《北直隶官道整修及驿站重置疏》。疏中提出，要利用农闲，征发民夫，以工代赈，首先整修连接京城、通州、山海关及周边重要州县的官道，并重建在战乱中荒废的驿站体系。
“王爷，”吴秀才解释道，“道路畅通，则政令速达，商旅繁盛，军队调动迅捷。此乃复苏之血脉，不可不察。以工代赈，既可完成工程，亦可安抚流民，一举两得。”
林川仔细看着规划图和预算，提出了修改意见：“道路标准需统一，路基需夯实。可尝试在关键路段，效仿秦之‘驰道’，铺设碎石，以期耐久。驿站重建，不仅要恢复传递公文之功能，更要兼具军营、货栈之用，成为控制地方之节点。所需钱粮，由王府（摄政王府）和内帑优先支应，不足部分，再由户部设法。”
他要在自己掌控力最强的核心区域，率先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交通和行政网络，这是将统治力深入基层的基础。
放下奏疏，林川走到了悬挂的巨大地图前。他的目光先落在杨把总奏报中提到的北方新边界，手指轻轻划过那条蜿蜒的“混同江”，仿佛能感受到那冰冷的江水和广袤的未知。随后，他的手指又回到北直隶，在那纵横交错的计划路线上停留。
一个向外探索，树立无形的界碑；一个向内深耕，编织有形的网络。
一外一内，一开拓一巩固。
这看似不同的两件事，在此刻的林川心中，却指向同一个目标——奠定一个真正强盛王朝的疆域与秩序基础。
“界碑”已立，无论是在遥远的北疆，还是在这即将动土修缮的官道起点。它们标记的，不仅是地理的界限，更是一个旧时代的彻底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坚实起点。【卷一】的故事，在这里，终于可以落下最后的帷幕。所有的“歼灭”与“清算”，都已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实实在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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