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钢琴家的紧急对症处理，又和张医生讨论了后续可能的诊疗方案，我才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离开急诊。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不仅仅是因为身体上的疲惫，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负荷。
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渺和无力。那个隐藏在幕后的“普罗米修斯”，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技术，随意地玩弄着生命，而我，连他们的衣角都摸不到。这种认知几乎要摧毁我作为医生的信念——我们努力学习、精进技术，不就是为了对抗疾病，守护生命吗？可现在，有一种力量，正在以超越我们认知的方式，肆意地制造着“疾病”。
这种深深的挫败感和愤怒，几乎要将我吞噬。
浑浑噩噩地回到科室，刚脱下白大褂，护士长就叫住了我：“沈医生，下午有你的一个快递，不大的盒子，放你桌上了。”
快递？我最近根本没网购任何东西。心里那根早已绷紧的弦，瞬间被拨动了，发出尖锐的嗡鸣。
警惕性瞬间提升到顶点。我道了声谢，表面平静地走向我的办公桌。桌角果然放着一个扁平的、书本大的牛皮纸盒，寄件人信息栏一片模糊，只有收件人信息打印得清清楚楚。
拿起盒子，很轻，摇晃一下，里面没有明显的晃动福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拿着它，我没有在办公室拆开，而是径直走向了更衣室旁边的值班休息室，反手锁上了门。这里没有监控，相对安静。
我将盒子放在桌子上，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先仔细观察。包装很普通，随处可见的那种快递盒，胶带封得严实。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但这种“普通”本身，在这种时候，就显得极不普通。
深吸一口气，我找来一把剪刀，心翼翼地沿着胶带边缘划开。
盒子里没有缓冲物，没有任何单据。只有一部崭新的、通体漆黑、没有任何品牌logo的智能手机，安静地躺在盒底。手机下面，压着一张对折的普通打印纸。
我的呼吸微微一滞。拿起那部手机，触感冰凉，材质特殊，带着一种磨砂的质感，掂量着比普通手机稍重一点。按下侧面的电源键，屏幕亮起，没有显示任何运营商信息，没有SIm卡标志，桌面干净得可怕，只有一个最基础的短信图标上，标着一个鲜红的“1”。
点开。
一条早已编辑好的信息，来自一个未知号码，内容直白而冰冷：
【你已被“审计部门”标记。想知道今你见到的那例‘不和谐音‘（dissonance）的真相吗？今晚十点，蓝湾咖啡馆，侧门第三包厢。独自前来。过期不候。】
“审计部门”……“标记”……“不和谐音”……
他们知道！他们不仅知道我去过工业园，知道我接触了李强的案子，他们甚至实时知道我今刚会诊了那个钢琴家！并且，他们对他们造成的这种异常现象，有着自己的专属命名——“不和谐音”！
这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监视感，像一张冰冷粘稠的蛛网，瞬间将我紧紧缠绕，让我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恐惧。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放在玻璃罩里的昆虫，一举一动都被观察、记录、分析。而我，对观察者却几乎一无所知！
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冰冷的手机外壳也无法降低我掌心的温度。
拿起那张打印纸展开，上面是同样的打印字体，内容与短信一致，像是某种双重保险。
蓝湾咖啡馆……我知道那里，离医院不远，环境确实幽静，侧门进去有几个半开放的隔间，算是相对私密。
去，还是不去？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局。对方是敌是友？目的何在？这极大可能是“普罗米修斯”的清道夫设下的陷阱，目的就是把我这个意外变量、这个不安定因素引出来，然后……“清理”掉。就像他们处理那个程序员一样干脆利落。
但是……“真相”这个词，又像恶魔的低语，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让我近距离接触那个组织、了解“纳米虫”、了解“谐波”、甚至窥探其内部运作模式的机会。如果错过，我可能永远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下一次，我可能就不会再有工业园那样的好运了。
理智在疯狂地拉响警报，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危险，让我立刻把手机和纸条扔进垃圾桶，然后想办法躲起来。
可是……
李强生死未卜的脸，程序员枯槁的惨状，钢琴家痛苦扭曲的身体，还有吴师兄报告中那个冰冷的“中央信号源”和“生物武器”的结论……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中飞速闪过。
如果我退缩了，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还能心安理得地回到手术台，面对那些信任我的病人吗？我还能在夜深人静时，坦然面对自己吗？
恐惧和责任感在我内心激烈地搏斗着。
最终，一种近乎破罐破摔的冲动，混合着对真相的极度渴望，以及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医生的执拗，压倒了纯粹的恐惧。
我知道这很冒险，很可能愚蠢至极。但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被动等待，只会死得更不明不白。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张打印纸撕得粉碎，冲进马桶。然后，将那部冰冷的、可能是通往真相也可能是直坠地狱的黑色手机，塞进了裤袋深处。
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晚上般四十分。
还有一个时二十分钟。
我需要时间冷静下来，需要思考对策，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今晚的蓝湾咖啡馆，注定不会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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