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送爽，吹过密营前新开辟的打谷场，也吹动了场边那一面略显粗糙、却缝制得十分用力的青白日满地红旗——这是接受国民政府番号后，陈嘉豪设法托人辗转送来的。旗杆下，一队新兵正随着口令练习持枪动作，他们的面孔稚嫩，动作僵硬，但眼神里的光，却与几个月前寨子里那些老弟兄们截然不同。
“杨帆支队”的名声，随着黑风坳的枪声和南洋报纸的电波，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周边的山乡间传开。最初是零星的，胆大的青年趁着夜色摸到哨卡，要求“打鬼子”；后来，一些拖家带口的农民，用独轮车推着家里仅存的粮食，要“送给咱自己的队伍”；甚至还有两个在县城读过中学、因日伪推行奴化教育而愤然退学的学生，背着破旧的书包，一路询问着找了过来。
他们与早期收编的土匪、溃兵不同，参军动机纯粹得令人动容——就是为了保卫脚下这片土地。那个叫水生的伙子，爹娘都被扫荡的鬼子杀害，他来时只哑着嗓子了一句：“长官，给杆枪，我要报仇。”那个读过中学的王文斌，则是在识字班上认真地对杨帆：“杨队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读书人，不能只会空谈。”
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让队伍的结构悄然发生变化。杨帆意识到，光有武装不够，必须让这武装扎根于更广阔的土壤。在控制相对稳固的几个核心村庄，他支持成立了“村防会”，由村民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可靠的贫雇农组成，负责管理村务，组织民兵，摊派合理公平的“救国公粮”（主要是粮食）。第一个识字班在李家屯开课时，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搬着板凳来听，昏黄的油灯下，“中国”、“抗日”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被一遍遍描摹。
同时，来自南洋的侨汇，开始显现在经济层面。通过愈发隐秘的地下渠道，食盐、洋布（士林布）、火柴、甚至一些紧要的农具，被分批运入根据地。这些东西不在日伪的严格配给清单上，却都是百姓生活的命脉。支队设立的公营货栈，以远低于黑盛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向百姓出售这些物资。
“老总，这盐……真这个价？”一个老汉捏着几乎买不到盐的皱巴巴的伪满钞票，不敢相信地看着货栈伙计。
“老人家，咱们这儿不兴叫老总，叫同志。这盐就是这价，咱队伍不赚乡亲们的钱。”伙计笑着解释。
那老汉颤抖着买了两斤雪白的精盐，走出货栈时，眼眶都是红的，逢人便：“杨司令的队伍，是咱自己饶队伍啊！”
民心，如同涓涓细流，开始汇聚。前来送粮、送材乡亲多了，主动报告敌情的眼线多了，青年参军的热情更高了。
然而，繁荣与扩张之下，细微的裂痕也开始显现。
操场上，新兵们被要求背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使用指北针，练习复杂的战术动作。一些老弟兄看得直撇嘴。
“扯他娘蛋！老子当年拎着把砍刀就跟着大当家……杨司令干了，哪来这么多穷讲究！”一个原黑虎寨的头目，看着新兵蛋子们趴在地上练瞄准，一练就是半，忍不住发牢骚。
“就是，打仗靠的是胆气！现在倒好，学这学那，还不许拿老乡一针一线，憋屈！”旁边有人附和。
另一边，新兵们私下里也对某些老兵的做派有些微词。比如他们满嘴的粗话，偶尔违反规定偷偷喝酒，对文化学习嗤之以鼻等等。
铁柱伤愈后，被任命为新兵训练大队的副队长。他习惯了粗放式的管理，看到新兵动作慢、反应迟，往往忍不住上去就是一脚，或者一顿粗嗓门的喝骂，这让几个从学生来的新兵背后偷偷抹眼泪。负责政治工作的陈明不得不经常找他谈话，强调“耐心教育”、“官兵平等”。
这一切，杨帆都看在眼里。这傍晚，他和陈明站在打谷场边。场地上，队伍正在集合，准备开饭。军容比起数月前，已整齐太多，人数也明显增多，黑压压一片，透着股生气。场外，几个村子的乡亲们送来了新磨的玉米面和几筐青菜，正和后勤的战士亲切地打着招呼。
“咱们这块磁铁，吸引力越来越大了。”杨帆望着眼前这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语气欣慰，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陈明推了推眼镜，点头道：“是啊，民心所向，队伍扩充，这是大好事。不过，人也杂了，心思也多了。老弟兄们习惯了过去山寨那套自由散漫，新同志们则带着各种期望和观念……”
杨帆深吸一口带着炊烟和泥土气息的空气，打断了他，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
“是好事，但也到了必须改变‘山寨’规矩的时候了。”
陈明心中一动，知道杨帆已经有了决断。这支从土匪窝里挣扎出来的队伍，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如今羽翼渐丰，是时候褪去旧壳，向着真正正规化军队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了。而这一步，必然伴随着阵痛与抉择。
夕阳的余晖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射在这片日益稳固的根基之上，也仿佛预示着一段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征程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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