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吃饭时，她会盯着牛佳琪手里的碗，念叨着：“这米缸下去得可真快，今年打的粮食怕是不够吃到开春。”洗衣时，她会指着牛佳琪换下的衣服：“这水是不要钱，可要人挑回来呀，肥皂也费呀。”
牛佳琪默默地听着。第二，她起得比谁都早，抢着去挑水。那对与她身高极不相称的水桶，压得她稚嫩的肩膀生疼，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冰凉的井水时常溅出来，打湿她的裤腿。她更用力地扫地、喂猪、收拾碗筷，给四叔家的儿子和女儿洗衣服，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的、只干活不话的影子。
可是这些都还没有什么，最难熬的还是冬，四叔家的孩子哪怕是旧的棉衣棉裤，总还是有的。而她连旧的都没有，十几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去年的衣服到了今年就已经短了一大截。奶奶只能在去年的衣服上接上一截上去，可是因为每年找到的布料都不一样，这让她的衣服显得格外怪异。
她家的那几亩地，由四叔“代为耕种”了。没有人来征求她的意见，仿佛这是经地义的事情。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子被一车车拉进四叔家的院子，她只能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曾经与父母一同劳作的土地，如今生长着与她无关的庄稼。
她依旧去镇上的中学读书，学校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尽管“疯子的女儿”、“孤儿”这些标签像无形的墙壁，将她与其他同学隔开，没有人愿意和她同桌，课间时她也总是独自一人，但至少在这里，她暂时不用看四婶的脸色，不用听那些指桑骂槐的话。
只有在捧着书本的时候，她才能暂时忘记灶台边母亲冰冷的身体，忘记田埂上四叔审视的目光，忘记夜里奶奶无休止的叹息。书本是她对抗无边黑暗的唯一武器，也是她维持摇摇欲坠的自尊的最后基石。
初中毕业那，她拿着那张薄薄的、盖着红色印章的毕业证，心里没有一丝喜悦，只有更深的茫然。她站在校门口，看着同学们被父母接走，欢声笑语渐渐远去，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和手里那张轻飘飘的纸。
晚饭时，四婶扒拉着碗里的饭粒，开了口，声音不高：“琪琪也毕业了，算是大人了。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认得几个字，会算个账就行了。我看前村赵家那子就不错，人老实，家里也……”
奶奶沉默地吃着饭，没有作声。四叔抬起眼皮看了牛佳琪一眼，含糊地“嗯”了一声，又低下头去。
牛佳琪握着筷子的手微微发抖，碗里的稀饭映出她苍白而模糊的脸。她明白了，她在家族内部的“缓刑”结束了。她的命运被清晰地摆上了台面——像一件等待估价的物品，被评估，然后被交换出去，用她的婚姻，为这个收留她的家庭换来最后一笔“回报”。
就在这时，村里有几个年纪稍长的姑娘相约着年后要去古城打工。这个消息像一道微弱的光，穿透了浓密的黑暗。牛佳琪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她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在一晚上，趁着四叔心情似乎不错，低声：“四叔，四婶，我……我想跟红姐她们一起去古城打工。”
四婶愣了一下，眼珠转了转。让牛佳琪去打工，意味着家里立刻少一张吃饭的嘴，而且，听在城里工厂干活能挣钱，不定她还能往家里寄点钱。这比立刻把她嫁出去换一笔看得见的彩礼，似乎是更“长远”也更划算的打算。
“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四婶最终点了头，语气缓和了许多，“不过外面不比家里，人心复杂，你自己要机灵点，别被人骗了。挣了钱，记得寄回来，你奶奶年纪大了，用钱的地方多。”
正月刚过，牛佳琪就跟着同乡踏上了开往古城的班车。她只带了一个的行李卷，里面是几件打着补丁的换洗衣服，那张初中毕业证，还有一张父母留下的、已经磨损卷边的黑白合影。四婶塞给她五十块钱，是路费和最初的生活费，反复叮嘱她找到工作就赶紧寄钱回来。
第一次坐车的她没有回头看，只是透过肮脏的车窗，看着那些熟悉的田野和房屋飞速倒退，变得越来越，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她心里没有离乡的愁绪，只有一种逃离牢笼般的、混杂着恐惧与希冀的悸动。
古城很大，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城墙很老，斑驳陆离，古街很美，晃得她睁不开眼。她跟着同乡，暂住在城市边缘一个拥挤不堪、弥漫着霉味和油烟味的出租屋里。她们开始四处寻找工作。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她沉重一击。她只有十六岁，虽然个头不低，但身型消瘦，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很多正规的工厂一看她的身份证就摇头。她磕磕巴巴地介绍自己，自己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但对方只是不耐烦地挥手让她离开。
她徘徊在劳动力市场，看着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很快被招工的人带走，而她像一件滞销的商品，无人问津。几过去，带来的钱像流水一样减少，工作依然没有着落。同乡的红姐找到了一个餐馆服务员的工作，劝她降低要求，先去餐馆洗碗。
她去了几家看起来不起眼的餐馆。有的老板用挑剔的目光上下打量她，最后“太了，干不了重活”；有的老板倒是愿意用她，但给出的工钱低得可怜，工作时间长得吓人，而且暗示要扣押身份证。她害怕了，攥着口袋里越来越少的钱，夜里躲在出租屋冰冷的被子里，偷偷地哭。城市的霓虹灯透过窄的窗户，在她脸上投下变幻不定的光斑，却照不亮她内心的绝望。
就在她几乎要山穷水尽的时候，通过一个同乡的介绍，她终于在古城郊区的一家型服装加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个隐藏在城中村深处的作坊，环境嘈杂，光线昏暗，空气中漂浮着细的纤维和灰尘。她的工作是给成衣剪线头，按件计酬，没有保底工资。
她没有任何犹豫。她需要这份工作，就像快要溺毙的人需要一根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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