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将一份截然不同的财政简报呈送御前时，连素来沉稳的首辅李标，指尖都微微有些颤抖。
简报上赫然写着：因江南盐税、漕运整顿初见成效，加之抄没巨额赃银入库，去岁以来，原每年需额外加征以填补的六七百万两“辽饷”、“剿饷”窟窿，已不复存在。
这个消息，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瞬间浸润了紫禁城干燥的空气，更以惊饶速度传遍了朝野。
那压得整个帝国喘不过气来的财政大山，竟真的被撬动了一角！
朝会之上，氛围为之一新。以往那种因缺饷而引发的焦躁、相互攻讦和绝望情绪，明显淡去了许多。官员们奏事的声音似乎都响亮了几分。
首辅李标趁热打铁，提出了一系列过去因“囊中羞涩”而不敢轻议的举措：
“陛下，太后！如今饷压力稍解，正当稳固根基，与民休息。
臣请旨，减免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受战火波及最重地区今明两年三成税赋，招引流民返乡复业，此乃培植元气之根本！”
“再者，各地官学、驿站多年失修，河道淤塞亟待疏浚，慈关乎文教、交通、水利之要务，亦当拨付专款，逐步恢复。”
这些提议，若是放在一年前，必会引来“空耗国帑”、“不切实际”的抨击。但此刻，在实实在在的白银支撑下，反对的声音微弱了许多。
大部分官员，哪怕是曾经的反对派，也清楚知道，让百姓喘口气，让国家机器恢复基本运转，是维系统治的必需。
然而，暗礁依旧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触动原有的格局。
减免税赋，意味着地方官府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胥吏的“灰色”空间被压缩，难免引发新的阳奉阴违。
拨款兴修水利、官学，则成了新的肥差，朝中各派系、地方各级官员，已然开始为争夺这些工程的主导权和款项分配，展开了新的、更为隐蔽的博弈。
财政压力的减轻，对九边军镇而言，感受最为直接和深刻。
大同镇副总兵马科，第一次不再为麾下儿郎的肚皮发愁。朝廷拨付的粮饷虽仍不算丰厚，却已能按时足额发放。
他站在新修缮的城墙垛口，望着远方，对身边的亲信感慨道：“以前，老子琢磨的是怎么不让兄弟们饿死，怎么从牙缝里省出点钱来修修补补。
现在……总算能想想，怎么让弟兄们吃得好一点，装备更精良一些，怎么才能真刀真枪地跟鞑子干上一场了！”
这种心态的转变，是颠覆性的。边军将士们从挣扎求生的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强军”的希望。
虽然合格的兵员补充依旧困难，战马、精良器械依旧短缺，但至少，他们可以开始系统地训练，可以着手修复那些至关重要的烽燧、堡寨，可以储备更多的守城器械和粮草。
士气，这种用钱买不来，却又极度依赖钱粮的东西，正在缓慢而坚定地回升。
蓟镇、宣府等地情况类似。新任的将领们利用相对充裕的饷银，一方面整顿军纪，淘汰老弱，加强操练；
另一方面，开始规模地招募当地流民青壮充实行伍，并设法通过走私等隐秘渠道，换取一些急需的物资。
边关的防线，正在从一片片残破的碎片，艰难地重新拼接起来。
对于陆铮直接掌控的忠武军，财政好转意味着可以更加专注于质量的提升，而非数量的扩张。
扩军的步伐并未停止，但重点转向了“精”。周遇吉和曹文诏开始着手建立更严格的选拔和淘汰机制，确保新募兵员的质量。
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到火器改良、骑兵训练和军官培养上。
陆铮甚至批准了一项耗资不菲的计划——在忠武军中设立“教导营”，从各营抽调最优秀的苗子。
进行为期半年的高强度、跨兵种轮训，学习战术指挥、地形勘测、工事构筑乃至简单的文化知识，旨在培养未来的基层军官骨干。这是他对这支军队寄予的长远厚望。
江南
而在风暴中心的江南，林汝元的压力并未因财政好转而减轻，反而更加微妙。朝廷不再极度依赖江南的“输血”。
使得他在与地方势力博弈时，少了一份“投鼠忌器”的顾虑，但也让对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纯粹的经济挟制已然失效。
徐允爵等饶反扑变得更加不择手段。除了继续操控舆论，他们开始利用其深厚的乡谊、宗族网络，在更基层的层面制造麻烦。
清丈田亩的胥吏被殴打，支持新政的地主被孤立，甚至暗中资助一些水匪湖寇，在漕运沿线和水网地带制造事端，将治安问题归咎于林汝元的“苛政”扰乱霖方秩序。
林汝元对此心知肚明，他采取了更灵活的策略。对于基层的骚乱，他依靠韩猛等新掌控的卫所力量和忠武军支援，进行果断弹压，毫不手软。
对于士林的攻击，他则加大公开透明力度，将更多非核心的贪腐证据公之于众，让百姓看清谁是真正的“民贼”。
同时，他加紧了对徐允爵、魏国公等人核心罪证的搜集，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
财政压力的骤然减轻，如同给垂危的病人撤掉了最沉重的呼吸机，让帝国得以喘息，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躯体上的沉疴旧疾——腐败的官僚体系、废弛的边防、尖锐的社会矛盾、虎视眈眈的内外之氮—并未根除。
陆铮和李标等人，试图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推行新政，稳固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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