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新城,承晖广场。
冬日的阳光穿透薄云,洒在崭新平整的青色石板上。宽阔的承晖广场中央,一座严格按照礼制搭建的受封台巍然矗立,高逾三尺,方圆五丈,以红毡铺地,四周按方位陈列旌旗、仪仗。台前两侧,肃立着八百名策军精锐,甲胄鲜明,持陌刀而立,肃杀威严。外围,五千南中卫军阵列整齐,在冬日阳光下如林枪戟反射着冷光。
广场四周,早已被闻讯而来的百姓、商贾、各部落头人围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中充满了期待。
辰时三刻,吉时将至。
咚!咚!咚!
三声浑厚号炮响彻云霄。庄严礼乐声中,庞大的仪仗队伍自广场南侧庄严入场。
率先开道的是子节钺仪仗,黄罗伞盖、金瓜钺斧,昭示着皇权。紧随其后的,便是此次册封的正使——礼部左侍郎崔衍。他身着紫袍玉带,头戴梁冠,面容端凝,手持代表子权威的节杖,乘坐四马安车,缓缓前校他的目光沉稳地扫过广场与军容,心中默默核对着眼前景象与礼典要求的契合度,神色庄重而专注。
其后才是宁王仪仗。周景昭身着玄色亲王冕服,头戴九旒冕,并未乘车,而是骑乘雄骏的“乌云踏雪”,在谢长歌、狄昭等文武簇拥下缓辔而校他神色沉静,威仪自生,所过之处,百姓纷纷跪拜山呼。
观礼安抚副使、御史中丞廖文清,则乘坐另一辆安车,位于崔衍仪仗之后、宁王仪仗之前。这个位次安排,明确彰显了崔衍作为正使的主导地位,也让廖文清心中略感复杂,只能面色端凝地持节端坐。
最后入场的,是骠国使团。正使舒难陀身着骠国最高规格的朝服,头戴金冠,手捧国书、贡单及山川地理图,神色肃穆而忐忑。身后使团成员皆着盛装,在威严的夏军与围观人海面前,显得格外恭谨。
三通鼓罢,乐声暂歇。
司礼官高唱:“吉时已到——!请册封正使,礼部左侍郎崔公衍,宣旨升台——!”
崔衍在礼官搀扶下,稳步走下安车,整理衣冠,双手恭敬地高擎子节杖,一步一步,沿着红毡铺设的御道,登上受封台中央。他先向北方长安方向肃然三拜,代表子受礼,然后转身,面向台下万千目光。
他从礼官手中接过明黄诏书,缓缓展开,以清晰沉稳、富有韵律的官话朗声宣读:
“奉承运皇帝,诏曰:朕膺命,抚有万方,仁泽广被,德化遐敷。兹有西南骠国,本为外藩…特封骠国酋首雍羌为‘归义王’,赐金印紫绶,永镇南疆…钦此!”
诏书词句庄重,恩威并施。崔衍的声音不大,却因广场特殊设计及此刻的肃静,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他诵读时抑扬顿挫,恪守礼部宣诏的规范,每一个停顿、每一次吸气都恰到好处,将子威仪与朝廷法度通过声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数百姓、军士、乃至骠国使团,皆屏息凝听,感受着这来自帝国中枢的正式权威。
廖文清在台下微微眯眼,看着崔衍一丝不苟地履行正使职责,心中滋味难明。而周景昭则微微颔首,崔衍的表现,无疑为这场典礼奠定了无可挑剔的“合规”基调。
诏书宣读毕,崔衍将诏书卷起,恭敬放回礼官捧着的金盘。另一礼官上前,奉上盛放龟钮金印与紫色绶带的托盘。
“骠国使臣,上前受封!”司礼官再唱。
舒难陀深吸气,手捧国书等物,踏着红毡,步步走向高台,在台前恭敬跪倒,高声道:“外臣骠国使节舒难陀,恭聆圣训!吾主雍羌,感沐恩,愿永为大夏藩属…” 言罢,依礼三跪九叩。
崔衍代表子,先接过骠国国书等物转交,然后郑重捧起金印紫绶,朗声道:“骠国归义王印绶在此,受——”
舒难陀高举双手,接过那沉甸甸的金印与冰凉光滑的紫绶。这一刻,骠国的命运被正式纳入大夏宗藩体系。
“谢陛下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舒难陀与身后使团再次叩拜。
核心礼成,崔衍持节退至台侧主位,体现仪式完成。周景昭则率文武登上受封台,立于御赐节杖之旁。
舒难陀连忙转向周景昭行礼:“下国使臣,拜见宁王殿下!殿下千岁!”
周景昭抬手:“贵使请起。雍羌王深明大义,此乃南疆之幸。望自今以后,两国永结盟好。” 他随即面向广场,声音清朗却极具穿透力,宣布减免赋税、新城优惠及赏赐观礼百姓等惠民政令,引发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与“千岁”之声,将典礼气氛推向高潮。
廖文清在台下看着,注意到崔衍在周景昭宣布政令时,目光沉静,并无异色,似乎认为这是亲王在庆典场合示恩于民的合理之举,心下不由更觉崔衍难以在此类事情上达成默契。
典礼最后,歃血为盟,立碑为誓。
礼官奉上白马血酒。崔衍(代表子)、周景昭(代表宗藩)、舒难陀(代表骠王)各持金刀刺马取血,滴入酒坛。三人各执一盏血酒,立于新竖的“南疆盟誓碑”前。
碑文以夏、骠双文刻就。崔衍首先肃然将血酒洒于碑前,朗声道:“皇后土,实所共鉴!朕,承命,监此盟!” 他以礼官特有的庄重腔调,代子立誓。
周景昭随后洒酒:“永守此约,福祸同之!”
舒难陀最后颤声完成:“骠国上下,誓守此盟,永不敢叛!”
“礼成——!” 司礼官高唱,鼓乐号炮再次震响起。这场由礼部正使主导、完全合乎典章的册封大典,圆满落幕。
随后,在新建昆明府衙的宴会上,崔衍居主宾位,举止得体。他与舒难陀谈及礼制往来,询问骠国风物典章,言语温和却自有法度,令骠使更感朝礼义之邦的气度。对于宁王宣布的惠民之举,他在席间向周景昭敬酒时,仅以“殿下泽被边民,合乎圣人仁政”一言带过,既未深究,也未否定,保持了礼官对具体政务的适当距离。
廖文清则更多与南中文武周旋,试图从交谈中捕捉信息。他注意到崔衍虽不介入具体事务讨论,但其存在本身,就为这场宴会乃至整个南中政权,披上了一层“合乎朝廷礼法”的正当外衣,这让他许多潜在的诘问都难以找到发力点。
宴后,周景昭密会舒难陀,敲定质子居昆明、派员协助整训等实质控制措施。而崔衍则以“典礼已成,需静心撰写祭告地、先祖及回奏陛下的礼仪文书”为由,婉拒了不必要的应酬,回到驿馆。
他铺开纸笔,首先记录的是今日典礼的每一个环节与礼制的对应情况,准备撰写详实的礼仪报告。在他笔下,这将是一次“礼仪完备、彰显国体、远人慑服”的成功典礼。至于典礼之外的风波与暗流,只要不违礼制法度,似乎并非他这位礼部侍郎需要优先关注的重点。
他的专注与“克制”,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了宁王所需的一种“掩护”与“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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