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宁八年春，北方鞑靼犯边，边关急报传至京城时，朝堂上正议着漕运改革。兵部尚书奏请调兵驰援，却因近年军饷多用于水利修缮，粮草筹措陷入僵局。此时，新任户部左侍郎的吴淑仪出列，手中捧着一本蓝皮账册：“臣查得近三年江南盐税盈余四百万两，可即刻调拨充作军饷；另臣已与两淮粮商议定，以官价预购粮草十万石，三日内便可启运。”
话音未落，兵部老臣们面露惊疑——盐税、粮价向来是世家把持的“禁地”，此前历任户部官员都不敢轻易触碰。吴淑仪却早有准备，将账册中盐商偷税的旧案、粮商与地方官的勾结证据一一摆出，连当年沈清晏巡盐时的卷宗都一并附上。“这些盈余，本就是百姓的血汗钱，当用在保家卫国上。”她语气平静，却让殿内原本想开口反驳的勋贵官员哑了声。女帝当即准奏，三日后，满载粮草的漕船顺着新修的漕河北上，比预期早了五日抵达边关。
这场危机的化解，让女官在中枢决策层的分量愈发凸显。同年夏，黄河决堤，负责治河的工部尚书因循旧法，筑堤半月仍止不住水势。工科尚书林微主动请命，带着三名女下属赶赴灾区。她们摒弃“水来土掩”的老办法，先带人勘察河道走势，画出详细水情图，再提出“分洪导渠”之策——在决堤处西侧开挖支渠，将洪水引入低洼湿地，既减少对村庄的冲击，又能蓄水灌溉。
施工时，林微亲自扎在工地，与民夫同吃同住，晒得黝黑。有地方官私下劝她：“大人乃朝廷命官，又是女子，何必如此辛苦？”她却指着远处被淹的农田反问：“百姓的地都没了，我坐在帐里能安心吗？”两月后，洪水退去，新开的支渠不仅护住了沿岸三万亩良田，还成了灌溉水渠。当地百姓为她立了“利民碑”，碑文中特意写着“林尚书，女中丈夫，为民解倒悬”。
随着女官群体逐渐成熟，朝堂上的“性别之争”早已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实绩”的看重。盛宁九年，科举放榜，新科状元是出身山西农家的女子宋若昭，她在策论中提出“轻徭薄赋，劝农兴商”的十项新政，字字切中时弊，连素来严苛的老御史都赞其“有宰辅之才”。授官仪式上，宋若昭身着状元红袍，跪在丹墀下接旨，女帝看着她，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恩科时，吴淑仪等人紧张又坚定的模样，轻声道：“好好做，莫负了这一身才学，更莫负了下百姓。”
这一年，大明的疆域内，女子为官已不再是新鲜事。从京城六部的郎官，到地方州县的县令，处处可见女官的身影：她们有的在府衙断案，明察秋毫；有的在田间劝农，教百姓新的耕作之法；有的在书院讲学，鼓励更多女子读书立志。民间的变化更甚，江南的“浣溪书院”已开到第十所，北方的女学馆里，农家女与富家女同窗共读，课桌上摆着的，是和男学生一样的《论语》《大明律》。
盛宁十年，女帝在一次朝会上，她看着阶下并肩而立的文武百官——吴淑仪已是户部尚书，沈清晏升任御史大夫，林微执掌工部，宋若昭则成了内阁辅臣。这些当年从恩科走出来的女官，如今都成了支撑大明江山的栋梁。她忽然笑道：“朕当年开恩科，不过是想给下有才者一个机会。如今看来，这机会，不仅成全了你们，更成全了大明的盛世。”
殿外，阳光穿过云层，洒在金銮殿的琉璃瓦上，折射出七彩的光。阶下的官员们齐声应和，声音洪亮，震得殿外的铜铃轻轻作响。那声音里，没有性别之分，没有阶层之别，只有对一个王朝的忠诚，对一个盛世的期许。而盛宁女帝开创的“男女并考”制度，早已深深融入大明的根基，如同黄河长江，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也让这个王朝的故事，在史书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是一个打破桎梏、英才辈出的时代，一个属于所有饶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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