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沉默了。
那只独眼里闪过挣扎，随即被贪婪取代。
高立伟的刻薄，弟兄们的抱怨，还有胖子画的那张“发财图”，在他脑子里搅成一团。
半晌，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也不是不校”
胖子眼睛一亮：“老大英明！”
“但得留后手。”独眼龙打断他，眼神阴鸷，“你留在这儿，带着两个人警戒。
要是谈崩了，或者里面有诈，按老规矩来。”
他招了招手，胖子连忙凑过去，把耳朵递到他嘴边。
独眼龙用匕首柄抵着胖子的耳朵，低声了几句，独眼里的光冷得像冰。
胖子听完，狠狠点头，冲他竖了个大拇指：“还是老大高！我这就去准备！”
完，他带着两个弟兄悄无声息地往后退，消失在更深的黑暗里。
剩下的人原地不动，像融入丛林的石头。
独眼龙靠在一棵老树干上，假眼对着竹楼的方向，真眼却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夜风穿过竹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鬼哭，又像谁在暗处磨牙。
两个时。
他在心里默数着时间。
草丛里的虫鸣忽然停了，连远处的兽吼都没了声息。
只有楼方向传来的零星话声，还有巡逻兵靴踩在泥地上的“噗嗤”声，在这死寂的夜里，被无限放大，压得人喘不过气。
独眼龙握紧了匕首，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知道，两个时后，不管是进是退，他们都没有回头路了。
这片被黑暗吞噬的丛林里，即将上演的，是比毒贩火拼更肮脏的背叛与交易。
而那盏昏黄的灯下，楚砚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别人手里最关键的筹码。
分局办公楼的灯大多暗了，只有经侦办公室还亮着一盏孤灯，在夜色里像只醒着的眼睛。
郑一民坐在办公桌。
他指尖捏着一份泛黄的档案，指腹在“唐雄”两个字上反复摩挲。
窗外的夜风吹过，卷起窗帘一角，带着点秋夜的凉意。
郑一民裹了裹身上的警服外套，视线重新落回桌上的卷宗——这是他调出来的唐雄旧案，纸页边缘已经发脆，油墨味里混着经年累月的灰尘气。
他虽然接手经侦的活儿，可骨子里还是刑侦的老底子。
指尖划过“财政局局长”的职务栏时，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二十年前的五千万，那是什么概念？就算是一局之长，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独吞这笔钱，简直是方夜谭。
就像用渔网捞水，怎么可能滴水不漏？
郑一民翻开刑侦结论那一页，“自杀”两个字刺得他眼睛生疼。
他揉了揉眉心，想起下午翻看的现场照片——唐雄倒在书房，手腕上的伤口深浅不一，桌上的遗书字迹僵硬。
更可疑的是，窗台上有半枚不属于屋内的鞋印，卷宗里只轻飘飘写了句“无关人员遗留”。
“胡闹。”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干了一辈子刑侦，他太清楚这种“草草结案”背后藏着什么——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有人故意压着。
他指尖往下滑，在“经办人”那一栏停住了：邵建国。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是前几年退休的老刑警。
郑一民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陶非”的名字，想了想又放下。
现在太晚了，这案子急不得。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花板上的吊扇发呆。
二十年前的案子，经办人还在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老邵是他的老熟人，当年在刑侦队时还算正直，就是性子软零。
如果他还有点良知，或许能从他嘴里抠出点东西。
“明让陶非带人去见见他。”郑一民在心里盘算着，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不能直奔主题，得绕着弯子来。
老邵要是真有难处，硬逼反而没用。”
他重新拿起卷宗，一页页往后翻，目光像探照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报销单据、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大多是些无关痛痒的记录，像被人精心筛选过。
直到翻到最后几页，一张被折叠起来的便签掉了出来。
郑一民捡起来展开，上面是几行潦草的铅笔字，像是随手记的：“唐雄案发前三，曾与高立伟在茶楼见面，时长两时。”
高立伟？郑一民的眼睛猛地亮了。
这个名字在最近的几起经济案件里出现过，难怪张局怀疑他！
二十年前他就跟唐雄有牵扯？这绝非巧合。
他把便签纸凑近灯光，字里行间似乎还能看出点犹豫——写的人好像在纠结该不该记下来。
郑一民捏着这张薄薄的纸，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这很可能就是突破口，是当年被刻意忽略的线索。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郑一民忽然觉得后背有点发凉。
这案子被压了二十年，背后的水恐怕比他想的还深。
高立伟、唐雄、邵建国……这几个人之间到底藏着什么？
他把便签纸心翼翼地夹回卷宗，像是握住了一块烫手的烙铁。
作为警察，他见不得冤案沉底，更见不得有人在法律眼皮子底下搞鬼。
哪怕这案子过去二十年，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他也得查下去。
窗外的渐渐泛起鱼肚白，郑一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拿起手机给陶非发了条信息：“明上午九点，你带两个人去见邵建国，他是当年经办唐雄案的刑警，地址我发你。
老规矩，注意分寸。”
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他长长舒了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扛起了更沉的责任。
晨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卷宗上“唐雄案”三个字上，泛着一层冷冽的光。
这案子，必须翻过来。
郑一民在心里对自己，像是在对二十年前的正义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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