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加急带着那份字字泣血的奏表，风驰电掣般驶向北京。乐安汉王府则如同被抽去了脊梁，彻底沉寂下来。府门紧闭，白幡低垂，往日骄横的护卫收敛了气焰，整个王府笼罩在一片刻意营造的悲戚与压抑之郑
朱高煦的“病情”反复不定，时而在韦弘或医官面前清醒片刻，更多时候则是“昏睡”。他利用这些清醒的间隙，如同一个最高明的导演，精细地调控着王府内外的情绪和氛围。他深知，那封奏表只是第一道保险，还远远不够。皇兄朱高炽或许会因其“哀恳”而暂缓逼迫，但那个年轻锐利、对自己戒心极重的侄子朱瞻基，绝不会轻易相信。
朱高煦无时不刻在自己“昏睡”的时候分析着当下的形势。
当前的主要矛盾仍是皇权与强藩的对抗。但朝廷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朱高炽的“宽仁”与朱瞻基的“锐进”之间存在次要矛盾。朱高煦的策略，就是利用朱高炽的“宽仁”作为缓冲，但必须设法消除朱瞻基这个主要威胁源的杀心。
如何转化？必须付出足以取信于对方的“代价”。这个代价，必须是对方认为他最珍贵、最不可能轻易放弃的东西。在宗法社会，什么是藩王的根本？是嗣续，是继承人！
送世子入京，表面是极大的风险，将最致命的弱点交到对手手郑但反过来看，这也是最有力的“抵押品”，是证明我“绝无二心”的终极诚意。这步棋凶险，但若不走，朝廷的猜忌和压力会如影随形，我连暗中发展的机会都没樱这体现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辩证关系，以及“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
几后，在一次仅有王妃韦氏、长史韦弘以及那名在病榻旁率先请战、但已被初步震慑的将领王斌（朱高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和利用这股旧部力量）在场的型会议上，朱高煦斜倚在榻上，用依旧虚弱但清晰的声音，抛出了那个石破惊的决定。
“本王……思虑再三……为表我乐安一脉对朝廷……对皇兄的赤诚忠心……意欲再上一表……”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最后落在韦妃苍白的脸上，“请送世子瞻坦……入京。”
“什么？！”
韦妃闻言，如遭雷击，身体晃了晃，几乎晕厥过去。她猛地抓住朱高煦的手臂，指甲几乎掐进他的肉里，声音凄厉：“王爷！不可！万万不可！坦儿才十岁！京师那是何等虎狼之地！他这一去，岂不是……岂不是羊入虎口？王爷，您就忍心将我们的孩儿往火坑里推吗？！”泪水瞬间涌出，那是作为一个母亲最本能的恐惧。
王斌也霍然起身，虬髯贲张：“王爷！世子乃我乐安根本！岂可送入京城为质？此举无异自断臂膀！朝廷若以世子相要挟，我等岂非束手就擒？末将以为，此议绝不可行！”
就连一向沉稳的韦弘，也面露极度难色，欲言又止。
朱高煦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属于林瀚的现代灵魂对骨肉分离的人性不适，也压下属于朱高煦身体里那份原始的父性挣扎。他必须冷酷，必须超越这情感的束缚。
“糊涂！”他猛地睁开眼，目光如电，虽然虚弱，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势，瞬间镇住了在场的三人。“尔等……只见其险，未见其安！只见其一，未见其二！”
他目光首先看向王斌，声音沉痛：“王斌，你口口声声京师是虎狼之地。那我问你，若朝廷认定我朱高煦包藏祸心，倾下之兵来攻，这乐安弹丸之地，可能守住？壑儿留在乐安，是安全，还是与我等同归于尽？！”
王斌张了张嘴，脸色涨红，却无法反驳。
朱高煦又看向韦妃，语气放缓，却更加沉重：“爱妃，你以为本王舍得坦儿？他是我们的骨血！但正因如此，本王才更要为他，为你我，为这汉王府上下千百口人，谋一条生路！”
他挣扎着想要坐直一些，韦弘连忙上前搀扶。朱高煦环视三人，压低了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尔等可知，如今我汉府已到了生死存亡之秋！新帝即位，东宫那位（朱瞻基）对我等猜忌已深。前一封奏表，仅是缓兵之计，只能暂安洪熙皇帝之心，却绝难打消太子的杀意！”
他运用其政治智慧，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送坦儿入京，表面为质，实则为盾！有他在京师，朝廷便少了一份即刻对乐安动手的理由！陛下宽厚，会念及侄儿在京而施以缓手；即便太子，也要考虑贸然对叔父用兵，会致世子于何地？会背上何等残害宗亲的恶名！此举，是以坦儿一人之险，换我乐安一脉暂时的平安！是为我们争取喘息之机，争取暗中积蓄力量的时间！”
他看向韦妃，目光深沉：“爱妃，这不是弃子，这是存族！坦儿在京师，只要我乐安安稳一日，他便安全一日！甚至，他在京中，若能谨言慎行，读书明理，反而能成为我等了解京中风向的耳目。待他日……我父子必有团聚之时！”
他又看向王斌和韦弘：“尔等要明白，今日之隐忍，是为了他日之腾飞。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若连这点代价都不愿付出，我等只有坐以待毙！”
这番剖析，将“送子为质”这一行为的战略意义提升到了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运用了“牺牲局部保全整体”、“以退为进”的辩证策略。韦弘目光闪烁，已然被服，深深一揖：“王爷深谋远虑，臣……叹服。” 王斌虽然依旧觉得憋屈，但也被这冷静到近乎冷酷的算计所震慑，闷声道：“末将……遵命。”
唯有韦妃，依旧泪流不止，但眼中的绝望和反对，已渐渐被一种巨大的、无法抗拒的悲凉和认命所取代。她明白，王爷的是对的，这是唯一的生路。她平朱高煦身上，无声地痛哭起来。
朱高煦轻轻拍着妻子的后背，眼中亦闪过一丝复杂难言的痛楚。他低声对朱瞻坦交代：“坦儿，入京后，需牢记三点：一，谨言慎行，只读书，不问政；二，恭敬谦卑，尤其对陛下、太子和张皇后；三，若有难处，可寻……一位名叫于谦的御史，此人刚正，或可倚仗一二。” 这是他布下的又一步闲棋。
数日后，第二封情词更加恳切，甚至带着“若皇兄不允，臣唯有一死以明心迹”决绝意味的奏表，再次从乐安发出。汉王朱高煦“泣血恳请”新皇，允许其子入京，代父于永乐帝灵前尽孝，并接受皇室教育，以示忠诚不渝。
当这两封奏表先后抵达北京，摆在体态肥胖、正为稳固皇位和身体不适而劳神的洪熙皇帝朱高炽面前时，这位以宽厚着称的新帝，看着奏章上弟弟那“字字血泪”的忏悔和“送子为质”的举动，尤其是后者，深深触动了他心中柔软的宗亲之情。他抚摸着奏章，良久，对身旁的阁臣杨士奇叹道：“二弟……看来此次，是真的知道惧了，也……病得不轻啊。或许，朕该给他一个安度晚年的机会？”
消息传回乐安，朱高煦心中悬着的巨石，稍稍落下半分。第一道险关，算是勉强渡过。但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朝廷的使者、太医的查验——即将接踵而至。他必须将这场“病弱藩王”的大戏，毫无破绽地演下去。
潜龙，不仅需潜于水，更需潜于心，忍常人所不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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