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越事件，如同一记警钟，让李斯下定决心，必须亲自、更深入地介入扶苏的教育，尤其是在最核心的**法家思想**方面。他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姚贾来间接传授律法知识，而是要亲自向扶苏阐释法家治国的底层逻辑和深远考量，使其从根本上理解并认同现行制度的必要性与优越性，从而具备抵御那些“迂腐之论”的能力。
他向始皇请示，以“总揽扶苏学业，确保其明悉治国要义”为名，请求定期为扶苏单独讲授“帝王之术”与“法理精要”。始皇对此表示支持，他也希望扶苏能更多理解自己的执政思路。
于是，在丞相府那间戒备森严的书房内，李斯与扶苏的单独授课开始了。这不同于之前轻松的论政谈道，而是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思想传授。
李斯并未一上来就讲解具体的律条，而是从**人性论**和**历史观**这两个法家思想的基石入手。
“公子可知，治国为何需以法为本？”李斯开门见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不等扶苏回答，便自问自答：“盖因**人性好利而恶害**。凡人皆有自为之心，求利避害，此乃性，非仁义空谈所能改变。父子兄弟之间，尚且计利而动，何况君臣百姓？”
他引用《韩非子》的观点，阐述了一个冷酷而现实的人性图景，与儒家“性善论”形成了尖锐对立。扶苏初听时，感到有些不适，但仔细思量现实中的诸多现象，又觉得不无道理。
“既知人性如此，”李斯继续道，“则治国不能寄望于道德自觉，必须依靠**明确、公正、且强有力的法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使贤者不得逾法而立功，不肖者不敢违法而犯罪。此乃**去私曲就公法**之道，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他将“法”提升到了实现社会公平（“公”）的至高地位，超越了儒家基于个人修养的“仁”。
接着，他阐述法家的**历史进化观**。
“淳于越之流，言必称三代，以为古制万能。此乃**守株待兔**之愚见！”李斯毫不客气地批判，“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治国之法岂能一成不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周行分封，适合当时；然今下为一，疆域万里，非中央集权、法令一统，不足以驾驭！陛下与臣等创立新制，正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他强调，制度的优劣不在于是否“师古”，而在于是否适合当下的“世之事”。秦制正是适应了大一统时代需求的先进制度。
然后，他才结合具体的秦法实践，讲解其背后的法理精神：
“为何要‘刑无等级’？非为刻薄，实为**公正**！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方能杜绝特权，树立法威。”
“为何要‘奖励耕战’？此为**富国强兵**之根本！使民力归于农战，国家方能强盛，外御强敌，内保治安。”
“为何要‘以吏为师’？此为**统一思想，齐一行动**之必需！防止异端邪蛊惑人心，动摇国本。”
每一次讲解，李斯都引经据典（主要是法家着作），并结合当前帝国的实际政策案例，深入浅出，务求让扶苏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扶苏资聪颖，在李斯这般系统而深刻的教导下，对法家思想的理解日益加深。他开始明白，那些看似严苛的律法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的、基于对人性和社会深刻洞察的逻辑体系。他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仁政理想，但他认识到，理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现实的法度基础之上，需要智慧地去权衡和运用，而非简单地复古或空谈。
李斯看着扶苏眼中逐渐闪现的领悟之光，心中倍感欣慰。他正在成功地塑造一个他理想中的继承人：既保有仁爱之心，又深谙法治之道，懂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这或许，是他在这个日益复杂的权力漩涡中，为帝国未来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然而，他也清楚，赵高与胡亥那边，绝不会坐视扶苏的成长。未来的风暴，或许将因这继承人之争而变得更加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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