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德新朝的政治气象，随着新政的逐步推孝赵高党羽的清算以及内部隐患的消除，日渐清明。扶苏皇帝以其仁德宽厚的形象，赢得了朝野内外的广泛赞誉。而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并非一味柔仁，而是能够虚心纳谏，尤其是对丞相李斯，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这并非盲从，而是在深思熟虑后，对正确意见的采纳与尊重。
这一日朝会，议题是关于北方边境的治理。蒙恬将军已返回北疆镇守，但关于如何长期稳定边郡，朝臣们意见不一。
有将领主张，应趁匈奴新败，继续增兵北上，寻找战机，给予其更大打击，甚至提出“犁庭扫穴”，以绝后患。此议得到部分激进将领和渴望军功者的附和。
而以李斯为首的文官集团则持反对意见。李斯出列，朗声奏道：“陛下，蒙恬将军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筑城戍守，功绩彪炳。然则，北伐耗费巨大，千里转运，十钟致一，民力疲惫方得喘息，实不宜再启大规模战端。匈奴乃游牧之族，逐水草而居，其势如风，难觅其踪。即便一时得胜，难以尽灭，比远遁漠北，我师深入，补给困难，反易为所乘。臣以为，当前要务，乃巩固既有防线，移民实边，发展屯田，使边郡自给自足，同时辅以怀柔之策，分化匈奴各部，方为长久安边之策。”
扶苏端坐龙椅，认真听着双方的辩论。他内心倾向于李斯的观点，这与他一贯的仁政思想相符，也符合当前帝国休养生息的需要。但他并未立刻表态，而是将目光投向其他大臣：“诸卿还有何见解？”
一位以耿直敢言着称的博士官淳于越（虽是儒生，但因学问渊博被征为博士）出列道：“陛下，臣以为丞相之言，老成谋国。然‘怀柔’之策，需有界限。匈奴豺狼之性，畏威而不怀德。若一味示弱，恐其以为我大秦可欺，反而滋生事端。臣以为，当在坚守防线、发展屯田之间时，保持强大军力威慑，并明确告知匈奴，敢犯边者，必遭雷霆反击！此乃孔圣所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
淳于越的话，虽与李斯侧重点不同，但并未根本冲突，反而补充了强硬的一面。
扶苏听完，沉吟片刻，脸上露出了笑容：“二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丞相着眼于国力民情，主张固本培元，乃安邦定国之基；淳于博士强调威德并施，不忘武备震慑，乃御外安边之要。朕以为，可综合二者之见。”
他随即做出决断：“传朕旨意，北疆之事，依丞相之策为主。命蒙恬将军，首要之务在于巩固长城防线，加强戍守，大力推行军屯、民屯，力求边军粮草逐步自给。同时，可遣使与匈奴各部接触，宣示我朝善意，然亦需明确划界，若有犯境，坚决回击！至于大规模北伐，非当前之急务，暂不议。”
这个决定，既采纳了李斯的核心主张，也吸收了淳于越的合理建议，体现了一种平衡的智慧。李斯闻言，心中欣慰，皇帝并非毫无主见，而是在广泛听取意见后，做出了最符合帝国利益的判断。淳于越也躬身表示接受。
下朝后，扶苏特意将李斯留下，诚恳地：“丞相，今日之事，若非你与淳于博士直言，朕或偏于一端。为君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日后朝政，还望丞相与诸卿，多多直言进谏，匡正朕之得失。”
李斯看着扶苏真诚而明亮的眼神，心中感慨万千。这与始皇帝晚年那种乾纲独断、难以听进不同意见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深深一揖：“陛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实乃大秦之福，万民之幸！老臣必竭尽驽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扶苏的仁厚纳谏，如同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朝臣们更加尽心竭力。朝堂之上，不同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决策过程更为理性周全。虽然仍存在政见分歧，但一种健康、积极的议政氛围正在形成。这无疑为新政的深入推行和帝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李斯走在出宫的路上，看着咸阳宫湛蓝的空，心中对引导这位仁君开创一个真正太平盛世的信念，愈发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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