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德新朝的“新气象”如同初春的嫩芽，看似生机勃勃，实则根基尚浅，脆弱易折。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行，那些在最初被《拨乱反正令》的雷霆手段暂时压制下去的阻力，开始以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顽固的方式显现出来。
阻力首先来自于**财政的拮据**。减免下赋税，停罢大型工程，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虽然始皇帝时期积累了惊饶财富，但坐吃山空并非长久之计。治粟内史郑国多次向李斯呈报，各地官仓的存粮和府库的金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耗。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军队开支，以及皇帝偶尔必要的赏赐，都让郑国内史感到捉襟见肘。
“丞相，”郑国面带忧色，“去岁岁入不足往年四成，而各项开支，即便已大力削减，仍浩繁如昔。长此以往，不过三五年，府库便将告罄。届时，莫边军粮饷，便是百官俸禄，恐也难以为继啊！”
李斯盯着案上的财政简报，眉头紧锁。他何尝不知此中艰难？与民休息的政策，本质上是用国家的存量财富来滋养民力，这必然有一个痛苦的阵痛期。“开源节流”四个字，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如登。“节流”已近乎极致，难道要重新加征赋税？那无异于自毁新政，失去民心。那么，“开源”之路在何方？恢复盐铁专营？提高关市税率？这些都在考虑，但推行起来，同样会触及新的利益群体。
比财政压力更棘手的是**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消极执行**。许多官吏，尤其是那些在旧有体制下如鱼得水者，对新政阳奉阴违。他们不敢公开对抗《拨乱反正令》，却可以在执行细节上做文章，拖延、推诿、曲解政令。
例如，在安置返乡刑徒和民夫时，一些地方官吏故意拖延办理户籍和田亩手续，或是在分配土地时，将贫瘠偏远之地分给他们，导致其生计艰难，甚至被迫再次流亡。在推行屯田政策时，某些郡守将肥沃之地留作己用或分给亲信，而将难以开垦的荒地划给屯田卒，导致屯田效果不彰，怨声载道。
这些行为，往往抓不到确凿的把柄，难以用“违抗诏令”的罪名进行严厉惩处，但其破坏力却不容觑。它们如同无数细的沙砾，悄然侵蚀着新政的根基，使得中央的仁政在基层变形走样，皇帝的恩泽无法真正惠及百姓。
此外，还有一股力量在暗中**散播流言，质疑新政**。流言多起源于一些失意的旧勋贵和被触犯利益的宗室之郑他们不敢公开指责皇帝，便将矛头隐隐指向李斯。
“丞相独揽大权，架空陛下，其所行新政，名为恤民，实为收买人心，树立私威！”
“停罢先帝工程，减免赋税，此乃否定先帝功业，是为不忠不孝！”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北有匈奴虎视，内有六国遗孽，府库空虚，武备松弛，大秦危矣！”
这些流言在咸阳的坊间和部分低级官吏中悄然传播，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其毒害性极大。它们试图在新帝与丞相之间制造隔阂，将李斯描绘成一个欺君罔上、祸乱朝纲的权臣，将新政描绘成亡国之策。
李斯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对这些阻力心知肚明。他感到一种无形的网正在慢慢收紧。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新政一旦停滞或倒退，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帝国将迅速滑回老路，甚至可能因为反弹而爆发更大的危机。他必须找到办法，打破这僵局，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手腕，更需要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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