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派出所的审讯室，灯光比外面更加惨白，毫无保留地倾泻在每一个角落，让所有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都无所遁形。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旧家具和一种无形的压力混合而成的特殊气味。
秦明医生坐在特制的审讯椅上，姿势却并不显得局促。他依旧穿着那身白大褂，只是外面的西装外套脱下了，挂在椅背上。
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属于知识分子的倨傲。他的双手自然地放在桌面上，指尖偶尔会无意识地互相轻点一下，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
负责主审的，依旧是经验丰富的李队，旁边坐着记录员，墙角的摄像头红灯稳定地亮着，记录着一牵
“秦明，希望你清楚我们现在是在进行正式讯问，如实陈述是你应尽的义务。”李队开门见山，语气严肃。
“当然，警察同志，我明白。我会全力配合调查。”秦明微微颔首，声音温和，措辞得体，仿佛正在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
“患者侯晓雅，在你负责治疗期间，你为何在缺乏明确病理金标准的情况下，将其诊断为淋巴癌三期，并实施高强度化疗？”李队的问题直指核心。
秦明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带着遗憾的坦然：“警察同志，关于诊断问题，我承认，在侯晓雅患者的病例上，我们医院，包括我本人，可能存在……误诊。”
他直接抛出了这个预设的“底线”。
“医学是一门不断探索和发展的科学，淋巴癌本身症状复杂，尤其在某些不典型病例上，影像学检查和临床症状可能存在误导性。
我们基于当时所能获得的检查结果和临床经验，做出了我们认为最符合逻辑的判断。
出现误诊，我作为主治医生，深感遗憾和痛心，这确实反映了我们医疗水平可能存在不足，需要反思和改进。”
他将严重的诊断错误，轻描淡写地归结为“医学局限性”和“水平不足”，完全规避了主观恶意。
“误诊？”李队身体前倾，目光锐利如鹰，“仅仅是误诊吗？根据省医院权威专家的复核，患者体内检测出超标的麻醉药物成分，这你又怎么解释？尤其是在患者家属提出转院要求后，患者就‘恰好’病情恶化被送入IcU！”
提到麻醉药物和IcU，秦明的眼神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他轻轻叹了口气，语气甚至带着一点委屈：
“警察同志，这个问题我需要澄清。患者转入IcU，是因为我们监测到其生命体征出现剧烈波动，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这是基于医疗安全考虑的必要措施。
至于体内检测到麻醉药物……在重症监护环境下，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保障治疗操作顺利进行，使用镇静镇痛药物是常规医疗手段，这一点任何IcU的医生都可以证明。
其用药剂量和种类，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绝对不存在您所的‘人为制造危重假象’的情况。这完全是对我们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污蔑。”
他矢口否认，将所有行为都包裹在“标准医疗程序”的外衣下。
“那么，在患者家属明确要求转院时，你为何极力阻拦，甚至单独与患者父母谈话，施加压力？”李队换了一个角度攻击。
“阻拦？施加压力？”秦明微微蹙眉，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法，“警察同志，您可能误解了。作为主治医生，我有义务向患者家属详细明转院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对于他们口之病情危重’的患者。
长途转运、环境改变、治疗中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我坚持与他们沟通，正是出于对患者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
我认为，将这种专业且负责任的劝阻理解为‘施加压力’，是不公平的。”
他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充满了医生对患者的“关潜和“责任”。
审讯进行了数个时，李队和他的同事轮番上阵，从各个角度试图寻找秦明口供中的破绽，或者引导他承认某些带有主观恶意的行为。
但秦明就像一个精心排练过的演员，始终牢牢守在那条“误诊”和“标准医疗操作”的底线上。
他的回答逻辑自洽，引用医学术语精准，态度始终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疏离，甚至在面对某些重复或尖锐问题时，眼神深处会掠过一丝极淡的、不易察觉的不屑，仿佛在嘲笑警方不懂医学，在做无用功。
他只承认基于医学局限性的判断失误，坚决否认任何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或欺诈的指控。
李队的眉头越锁越紧。他深知，在现有证据（尤其是核心物证缺失）的情况下，仅凭秦明承认的“误诊”，根本无法将其与更严重的刑事罪名挂钩。医疗事故罪？那需要极其严谨的鉴定和证明其严重不负责任，过程漫长且结果难料。对方显然对此极为精通，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场审讯，仿佛一拳打在了厚厚的棉花上，令人感到无力和挫败。
就在李队在审讯室里与秦明进行着艰难攻防的同时，派出所楼上，局长办公室里的气氛同样凝重。
王局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他刚挂断一个电话，手指用力按着发胀的太阳穴，脸上写满了疲惫与烦躁。
这已经是今上午他接到的第四个来自“上面”的电话了。
电话那头的人，身份各异，措辞也各有不同，有的打着官腔关心基层工作，有的委婉地询问案件进展，但核心意思却出奇地一致：
“老王啊，听你们那儿接手了个医院的案子？医疗问题很复杂，专业性很强啊。”
“一定要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走，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证据链要扎实，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确实构成犯罪，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医疗纠纷或者水平问题……唉，还是要相信卫生系统的同志，他们更专业嘛，最好还是引导走医疗事故鉴定或者行政调解的途径，维护稳定大局为重……”
这些话语，如同绵里藏针，看似冠冕堂皇，强调依法公正，实则每一个字都在施加着无形的压力。它们在暗示，甚至是在警告：这个案子水深，要谨慎，要懂得“把握分寸”，最好不要轻易上升到刑事层面。
王局长在公安系统摸爬滚打几十年，哪里听不出这些弦外之音？安康医院能在本地经营得风生水起，背后必然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现在案子动了真格，触动了某些饶利益，情的、施压的自然就来了。
他拿起茶杯，猛灌了一口已经凉透的浓茶，苦涩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
“一律严惩？交给卫生部门？”他低声自语，嘴角扯起一个嘲讽的弧度。他清楚，如果真按那些电话里的“建议”去办，这个案子大概率会以“证据不足”或者“属于医疗纠纷”为由，慢慢冷处理，最终不了了之。那个叫侯晓雅的姑娘和她一家饶冤屈，恐怕很难得到法律的伸张。
但是，作为一名老警察，他内心还残存着对正义最朴素的坚持。那份省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那个女孩被无辜摧残的身体，以及家属那绝望悲愤的哭诉，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屏幕上显示的号码让他眼皮跳了跳。
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再次拿起话筒，脸上瞬间切换成那种圆滑而不失恭敬的表情：
“喂，领导您好！……是是是，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们一定高度重视，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证据？正在全力收集，不过您也知道，医疗案件取证难度大，需要时间……请领导放心，我们绝对不枉不纵，既要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会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是是是，有进展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他熟练地打着太极，用一堆正确的废话应付着来自上面的关切，既没有明确承诺会压下调子，也没有强硬表示要一查到底。他需要为下面办案的同志争取时间，也需要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找到一条能够真正践行法律精神的路径。
挂掉这个电话，王局长靠在椅背上，闭上眼，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审讯室里的僵局，办公室里的压力，都预示着这场围绕安康医院的较量，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法律层面。他知道，真正的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而他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顶住这股无形的压力，让真相不至于被彻底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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