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粮站的铁门锈得像块暗红色的痂，推开时“哐当”一声巨响，惊得墙根下的野狗夹着尾巴逃窜。院子里的水泥地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几座废弃的粮仓歪斜地立着，木牌上“储备粮”三个字被风雨啃得只剩轮廓，像三个残缺的惊叹号。
陈砚踩着没膝的杂草往里走，裤脚沾了不少苍耳。《拾遗录》在怀里微微发烫，新的字迹混着泥土的腥气：“东头粮仓的麻袋堆里，藏着捆1975年的布票，票根夹着封未寄出的家书。粮站保管员老周当年偷偷攒下这些布票，想给乡下的妻女做件新棉袄，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布票与家书被同事塞进麻袋，一藏就是四十多年。”
“1975年的布票……”林晚拨开粮仓门口的蜘蛛网，指尖触到麻袋粗糙的麻布，“那时候布料紧张，一尺布票能抵半工钱。老周攒这么多，得省多久？”
粮仓里弥漫着霉味与老鼠屎的酸气，阳光从屋顶破洞漏下，在麻袋堆上投下亮斑。陈砚数了数，堆里有十二只麻袋，最底下那只的麻绳松松垮垮，像是被人动过。他蹲下身，心地抽出麻袋里的东西——不是粮食，而是捆用红绳扎着的布票，还有个牛皮纸信封，边角都磨圆了。
布票用硬纸壳夹着，整整齐齐码了三十多张，有一尺的、两尺的，票面上印着“地方通用”字样，印章是“红星人民公社”。最上面那张两尺的布票上，用铅笔写着个“兰”字，笔画里还沾着点面粉，想来是老周在粮站记账时随手写的。
“兰应该是他妻子的名字。”林晚拿起信封，邮票都没贴，地址写着“红旗乡杏花村 周兰收”，寄信人是“红星粮站 老周”。信封鼓鼓的，捏起来能感觉到里面不止一张纸
陈砚拆开信封，里面掉出三张信纸，还有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穿补丁衣服的女人，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背景是土坯房，墙根种着棵歪脖子枣树。信纸是粮站的稿纸，抬头印着“为人民服务”，字迹是典型的记账体，工整却带着点急躁：
“兰：
这个月布票攒了五尺，加上之前的，够给你和丫蛋做件新棉袄了。丫蛋上次写信想要花布，我托供销社的老李留了块碎花布，蓝底的，上面有喇叭花，你肯定喜欢。
粮站新来了台碾米机，省了不少力气，就是噪音大，夜里总睡不着，老想起你纳鞋底的声音。你那风湿腿入秋没犯吧？我托人买了瓶红花油，下次让二柱子捎回去。
丫蛋该上学了吧？学费别省，我这月奖金发了五块，够交学费了。让她好好念书，别像我，认不得几个字，连封信都写不利索。
对了，粮仓后墙的爬山虎又长疯了，像你当年在院里种的那样，绿油油的。等布票攒够了，我就请假回去，给你娘俩做棉袄，再给丫蛋削个木陀螺……”
第三张信纸只写了一半，墨迹突然变得潦草，最后一个“螺”字拖晾长长的墨痕，像是笔尖突然失控。
“应该是发病的时候没写完。”林晚的声音有些发闷，她摸了摸信纸边缘，那里有块深色的印记，硬得像块痂——老周倒在粮站时，手里应该还攥着这封信。
麻袋深处还有个铁皮盒，打开竟是半袋水果糖，糖纸都粘在了一起，印着“大白兔”的字样。“是给丫蛋的吧。”陈砚捏起一颗，糖纸脆得一碰就碎，“他肯定想带回家给孩子，结果……”
粮站的老会计拄着拐杖从西边的屋走出来，看见他们手里的布票，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这是老周的东西！当年他走得急，我们收拾遗物时发现的，想着等他家人来取，可等了半年也没人来，就塞进麻袋了——他妻子那年冬也没了，是积劳成疾，丫蛋被远房亲戚接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丫蛋后来怎么样了？”林晚追问。
“听去了南方，成了个裁缝，”老会计叹了口气，“前几年有人来打听粮站的事，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块蓝底碎花布，问是不是有个姓周的保管员……我那时候糊涂，没想起这布票，现在想来，那肯定是丫蛋啊！”
陈砚把布票重新捆好，塞进铁皮盒，又把那半袋水果糖放进去：“我们去红旗乡问问，不定能找到她的消息。”
老会计突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是块叠得整齐的蓝布，上面印着喇叭花：“这是当年供销社老李给的那块布，老周没来得及拿，我收了四十多年，总觉得该给它找个归宿。”
林晚接过布料，指尖抚过上面的花纹，突然想起照片里的姑娘——要是穿上用这布做的棉袄，该多好看。
离开粮站时，夕阳把粮仓的影子拉得很长，麻袋堆上的亮斑渐渐变成了金红色。陈砚回头望了眼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突然觉得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牵挂，就像这捆布票，看着普通，却藏着一个男人能给家饶全部温暖——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会用攒下的一尺寸布，写下最实在的念想。
《拾遗录》新的一页写着：“下一站，老火车站的候车室，有个褪色的蓝布包，1988年有个姑娘‘等他从广州回来，就用这包当嫁妆’。”
风穿过粮仓的破窗，吹动麻袋上的杂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轻轻念着信上的字。林晚把那块碎花布抱在怀里，感觉它还带着当年的温度——那是老周没出口的牵挂，也是丫蛋找了半辈子的念想。有些东西，哪怕隔了几十年，只要还在，就不算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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