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的清晨，是被高音喇叭里的起床号和食堂蒸馒头的热气唤醒的。当李二和李艳在十平米的屋里醒来时，母亲廷秀早已不见了踪影——她必须在亮前赶到水面铺子，和杨本莲阿姨开始一的劳作。
姐妹俩默契地分工合作。李二揉着惺忪睡眼，熟练地将铝壶灌满水，放在那个的蜂窝煤炉子上烧着。李艳则找出那个白色的搪瓷盆和一个筲箕。
“二妹，快点，别走慢了，一会回来把水烧干了。”李艳一边整理着书包，一边叮嘱。
“晓得啦！”李二应着，眼睛却还半闭着。
水将开未开之际，姐妹俩便拿上家伙什，跑着冲向食堂。清晨的食堂人声鼎沸，充斥着饭盒的碰撞声和工友们的谈笑声。她们灵活地在人群里穿梭，李艳负责排长队打稀饭，李二则用筲箕去装馒头或花卷。捧着热腾腾的早餐回到屋，炉子上的水正好翻滚。她们就着热水缸里的热水，匆匆洗脸、刷牙。然后，李艳便会走到用衣柜隔出的“里间”门口，轻声喊道：“爸，吃饭了。”
李道明通常会含糊地应一声，窸窸窣窣地穿好工装，坐到矮茶几旁。一家三口沉默而迅速地解决掉早餐。之后，李道明一抹嘴，推上自行车去车间，而姐妹俩则背上书包，踏上上学的路。
这条路，她们很快就走熟了。从家门口出来，先路过喧闹的食堂，然后招待所旁边一条长长的有很多石阶的坡路向下走。脚下是1号桥，桥下有一条河沟。过了桥，地势开始上升，便进入了熙熙攘攘的“自由市场”。
这里是厂区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赶早市的职工家属们挤在道路两旁，售卖着蔬菜、鸡蛋和各种日用品。空气中混合着泥土味、早餐摊的油烟味和人群的体温。姐妹俩的眼睛总会不自觉地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
“妈！”有时是李二眼尖，看到母亲廷秀正和杨本莲阿姨守着一个临时支起的摊，售卖着刚压出来的新鲜水面、饺子皮。
廷秀看到女儿，疲惫的脸上会立刻绽开笑容：“快点走，别迟到，好好读书！”
“嗯！”李二重重地点头，和姐姐一起快快的往学校走。
穿过摩肩接踵的自由市场，继续向上走。路边会出现一排排整齐的苏式楼房，那是双职工家属区，阳台上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再往前，能看到一个围着栅栏的幼儿园，里面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道路的尽头，是一圈高大的红砖墙和一扇沉重的铁门，那里就是厂办子弟学校了。
进了校门，一条主路分岔：右手边向上，是学部；左手边向下，是中学部。李二在这里与姐姐李艳分道扬镳，走向自己的教室。
李二所在的五三班，是个特殊的集体。全班同学清一色都是“农转非”子弟，来自南地北的农村，口音混杂，学习基础更是参差不齐。她发现，这里的课程和乡里的学大不相同，主科不再是简单的语文、数学，还增加了一门令人好奇的《自然》。也许是因为学校担心这群“野路子”出来的孩子跟不上进度，语文课竟是由学校长肖老师亲自挂帅任教。
肖老师是个神情严肃、教学极其认真的中年女性。她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这群眼神懵懂、带着乡土气息的孩子，常常会推一推厚厚的眼镜，语重心长地：“你们从农村来，基础弱，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到了这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要拿出吃奶的力气把学习搞上去！”
第一学期在紧张与适应中飞逝而过。期末考试结束，成绩公布，要评选“三好学生”了。评选标准除了思想品德和体育达标，硬杠杠就是各科成绩必须在85分以上。当肖老师在讲台上念出获奖名单时，全班鸦雀无声——“李玉容”。
只有她一个人。这个从王家岗来的、平时不太起眼的姑娘，竟然是全班唯一一个所有科目都超过85分的人。
李二，也就是李玉容，在同学们复杂目光的注视下，走上讲台，从肖老师手中接过了那张鲜艳的奖状。肖老师看着她，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拍了拍她的肩膀：“继续努力，给农转非的同学们争口气！”
放学后，李二紧紧攥着奖状，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既兴奋又忐忑。她一路跑回家，廷秀今收摊早，正在厨房做饭。李二迫不及待地把奖状展示给妈妈看。
“妈，你看！我评上三好学生了！全班就我一个！”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廷秀在围裙上擦擦手，接过奖状，看了又看，脸上笑开了花：“哎哟，我的二丫头真争气！等你爸回来给他看看！”
然而，这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晚上李道明下班回来，廷秀高胸把奖状递给他：“他爸，看看，二丫头评上三好生了！”
李道明接过奖状，扫了一眼，没话，随即伸出手：“卷子呢？拿来看看。”
李二心里一沉，赶紧从书包里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试卷。李道明先看了数学，98分，他脸色稍霁。又看了自然，90分，没话。最后，他抽出了语文试卷——89分。
那眉头瞬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
“语文怎么才89？”他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连90分都没上！这也好意思叫三好学生？”
李二声辩解：“肖老师，85分以上就……”
“肖老师？我是你爸还是肖老师是你爸？”李道明“啪”地把卷子拍在矮茶几上，震得上面的杯子一跳，“我看你就是骄傲了！翘尾巴了！数学能考98，语文为啥不行？就是不用心！”
他越越气，猛地站起身：“手伸出来！”
李二吓得一哆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求助似的看向妈妈。廷秀张了张嘴，想劝，却被丈夫瞪了一眼，把话又咽了回去。
“还有，”李道明阴沉着脸，补充了那句让李二最绝望的话，“自己把‘工具’拿来！”
在母亲无奈而悲赡注视下，李二颤抖着走到门后，拿来了那根她亲手找来的、韧性十足的黄荆棍。那晚上，十平米的房间里，充斥着竹条破空的声音、压抑的抽泣声，以及李道明愤怒的斥责。那张鲜艳的三好学生奖状，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矮茶几上，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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