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毕业在即，升学的压力像一片无形的乌云，笼罩在许多家庭头上，尤其是像他们这样刚从农村来的“农转非”家庭。十号蔡家，更是愁云惨淡。
蔡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蔡德刚和儿子蔡德银，都和李二同班。兄弟俩虽是一母同胞，在读书这件事上却像是走向了两个极端。儿子蔡德银，脑子灵光，虽然算不上顶尖，但听课、作业都能跟上进度，考试也能混个中游水平。可大儿子蔡德刚，在读书上仿佛就是没开窍。
每次期症期末考试发下卷子，便是蔡家气氛最凝重的时候。蔡德银好歹能把三科（语文、数学、自然）成绩凑到两百多分，而蔡德刚的成绩单，简直没法看。
“爸……妈……”蔡德刚耷拉着脑袋，把揉得皱巴巴的成绩单递过去，声音像蚊子哼。
蔡老头接过一看，血压瞬间飙升。语文三十八，数学四十二，自然十九——三科加起来，九十九分！连一百分的门槛都没摸到！
“九十九！蔡德刚！你是要气死老子是不是！”蔡老头把成绩单拍在桌上，震得茶杯乱跳，“你就是闭着眼睛瞎蒙，也不止这点分啊！你哪怕多蒙对一道选择题，凑个一百零一，老子心里也舒坦点！”
蔡德刚梗着脖子，满脸的不服与破罐破摔：“那些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数学应用题绕来绕去，我脑袋都绕晕了！读不进去有啥办法？”
蔡妈妈在一旁抹眼泪，又是心疼又是发愁：“这可咋办啊，眼看就要考初中了，就这成绩，哪里考得上嘛……”
考不上初中，在这个刚刚进厂的家庭看来，几乎是断送了大儿子的前程。以后日子怎么过，农村的地已经退了，回到农村去种地都不可能了；或者在社会上晃荡成二流子？两口子愁得几夜没睡好觉。
一晚上，一家人围着饭桌，气氛沉闷。蔡德刚捧着碗，大口扒着饭，仿佛升学考试与他无关。蔡老头看着大儿子那健壮的身板和那双因为帮家里干活而略显粗糙的手，猛地灌了一口散装白酒，把酒杯往桌上一顿，像是下定了决心。
“算了！”他声音沙哑，“大娃子不是读书那块料，逼死他也没用。”
蔡妈妈抬起泪眼：“那……那总不能让他这么混着吧？”
蔡老头深吸一口气，出了那个盘桓在他心里好几的想法：“我寻思着，我……我提前退休，让大娃子顶替我的工职，进厂！”
这话一出，饭桌上的人都愣住了。顶替，这在当时是许多国企职工家庭解决子女就业的重要途径，意味着父亲要把自己的“铁饭碗”拱手让给儿子。
“他爸！你这……”蔡妈妈又是惊喜又是不舍。惊喜的是儿子有了着落，不舍的是丈夫还不到年龄，这一退，家里的收入就要少一截。
“爸……”连懵懂的蔡德刚也停下了筷子，怔怔地看着父亲。
“别这么看着我！”蔡老头挥挥手，像是要挥去那点不甘和感慨，“我年纪也差不多了，早点退下来，还能帮家里干点别的。大娃子这身板，进车间当个学徒工正合适！好歹是条正道，是国家的人，总比考不上学在家里成废人强！”
决定一旦做出，便迅速执行起来。蔡老头开始跑厂里的劳资科，办理繁复的提前退休和子女顶替手续。蔡德刚呢，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最后的学时光对他来更像是一种解脱。他不再为作业和考试发愁，甚至在班里放出话来：“老子不读书了，老子要去当工人了！” 语气里带着一种混不吝的骄傲，却也透着一丝对未知未来的茫然。
六年级毕业典礼那，蔡德刚领到了那张鲜红的学毕业证，算是给他的读书生涯画上了一个潦草的句号。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憧憬着初中的新生活，而是默默地收拾好那个用了多年的破书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
新学期开学时，当李二和蔡德银背着书包走向中学部时，蔡德刚已经换上了一身略显宽大的、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跟着他父亲曾经的师傅，走进了机器轰鸣的车间。他的人生轨道，在学毕业的那个夏，被父母用“顶职”这块沉重的道岔，猛地扳向了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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