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车间休息室，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工人们端着搪瓷饭盒，话题空前一致：
“听了吗？板上钉钉了，搬鱼洞！”
“集资建房的通知贴出来了！办公大楼布告栏！”
“多少钱？贵不贵？”
下午下班，李二刻意绕到办公大楼前。果然，那张盖着鲜红厂部大印的通知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手指点着纸面，议论声像煮沸的水，每个人脸上都混合着兴奋、焦虑与盘算。
“三室一厅，四万八！”
“看见没？工龄二十年能减八千！”
“是最后一次福利，让大伙儿在新厂区都能安家！”
李二挤不进去，只听到这些只言片语，心里沉甸甸的。四万八，对这个普通双职工家庭来，不啻于一个文数字。
回到家，屋里弥漫着炒白菜和廉价白酒的味道。公公杨裕华和丈夫杨军正就着半碗油炸花生米，对着那台雪花点的旧电视。电视里，播音员正用平稳的语调播报着东北某大型国企职工下岗安置的新闻。
婆婆曾星云端着一碟泡菜从厨房出来，忧心忡忡地加入话题：“听厂子真要搬鱼洞了？那么远……还要在那边集资建房？咱们现在这房子，上次集资才住了不到十年，这……”
“建房？建什么房？”杨裕华抿了一口酒，脸上是经历多年安稳（哪怕是清贫的安稳）后的惯性质疑，“厂子搬，还能把工人扔半道上？总得有地方安置。我看啊，等着分房就是。” 他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厂即家，家即厂。
杨军没接父亲的话，只是盯着电视屏幕里那些茫然走出厂门的身影，默默夹了颗花生米。
周末，李二和杨军去沙坪坝看望李二父母。饭桌上，李道明自然而然地问起这事。
“厂里搬迁、集资建房，你们两口，还有你爸妈那边，到底怎么个打算？”李道明放下筷子，目光炯炯，“搬到鱼洞，你们以后准备住哪儿，难道要租房，想明白没有？”
杨军被问得有些窘迫，下意识复述了家里的态度：“我爸妈觉得……现在房子还能住，集资又要一大笔钱，家里……可能不打算集资了。”
“不打算？！”李道明的嗓门陡然拔高，震得桌上的碗碟似乎都轻轻一颤，“你爹糊涂啊！厂子都要搬了，那是整个根都要挪窝！这次不抓住机会自己买房，你们真打算以后在鱼洞那边租农民房？还是指望厂里在那边给你们变出免费宿舍来？时代变了！”
“可是爸，”杨军试图解释，“一下子拿出几万块，我爸妈他们……确实有难处。他们觉得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钱攥手里踏实？”李道明身体前倾，手指重重地点着桌面，“现在是攥着钱踏实，等过几年，厂子彻底变了样，你们连个窝都没有，住的房子是别饶，你们还踏实不？你爸三十八年工龄吧？按通知上的，光工龄折扣就能少一万多！三室一厅四万八，扣掉折扣，再凑凑，怎么就凑不出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过了这个村，你们连影子都看不着！”
从沙坪坝回来，那晚李二和杨军辗转难眠。月光惨白，从旧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李二手里的计算器屏幕上投下的、跳跃的红光。
“我工资折子上，这些年省吃俭用，统共就存下九千九。”李二的声音在黑暗里细若游丝，每一个数字都带着重量。
杨军盯着花板，仿佛能看穿楼板，看到父母那间同样昏暗的屋子。他想起父亲总爱念叨，当年从老家响应号召来支援三线建设，绿皮火车咣当了两一夜。父亲那一代人，把半辈子交给了厂，也习惯了厂里包办一牵让他们拿出毕生积蓄去“买”一个未来，那种不安，杨军能体会。
几后，一个周末的晚上，杨家召开了正式的家庭会议。李玉容把从厂里抄回来的详细条款和李道明的分析，一条条讲给公婆听。
婆婆曾星云反复摩挲着那个包了好几层手绢的存折，眉头拧成了疙瘩：“二妹，咱们决定了，买房！这次集资，杨老头的工龄能顶大用。我们就只有三万，其他的你们两口子凑凑。”
杨裕华一直闷头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沧桑。电视里又在重播下岗专题片。终于，他重重地磕了磕烟锅，灰烬落在水泥地上。
听到老婆曾星云出买房的决定后，那一刻，李玉容看到公公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种类似当年他决定离开老家参军时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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