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偏西时，吴文才揣着几张皱巴巴的告示纸，脚步匆匆地回到县衙，见刘飞正蹲在院子里，帮着两个老胥吏清理墙角的杂草，便上前道：“大人，告示已经让木匠刻了版，明早就能贴出去。厨房那边刚把饭做好，您一路辛苦，先去垫垫肚子吧。”
刘飞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忙活了半个时辰，只清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额头上却已经见了汗。他跟着吴文才穿过侧院，来到一间低矮的瓦房前，这便是县衙的“饭堂”，其实就是厨房旁边隔出来的间，里面摆着一张缺了腿的木桌，用几块石头垫着才勉强平稳，周围放着四张矮凳，同样破旧。
没多久，一个穿着灰布短打的老仆役端着两碗饭、一碟菜走了进来。老仆役头发花白，背有些驼，手脚却还算麻利，把东西放在桌上，低着头了句“大人慢用”，便徒了门口，不敢多言。
刘飞低头看向碗里的食物，心里顿时有了数。所谓的“饭”，是一碗糙米饭，米粒发黄，里面混杂着不少谷壳和细的石子，用筷子拨一下，还能看到几粒发黑的霉米。那碟“菜”，是一碟腌萝卜干，萝卜干发黑发皱，看着像是去年剩下的，上面零星飘着几点油花，勉强算得上影油腥”，凑近了闻，还带着点淡淡的苦味。
“大人，委屈您了。”吴文才在对面坐下，拿起筷子，有些不好意思地，“县衙里实在没什么存粮，这糙米还是上上个月，张大户看我们可怜，接济了两斗，腌菜也是老仆役自己腌的，味道是差零，却能填肚子。”
刘飞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糙米饭放进嘴里。牙齿刚一用力，就咬到了石子，硌得牙龈生疼，糙米的口感粗糙，带着股淡淡的霉味，难以下咽。他又夹了一筷子腌萝卜干，咸涩的味道瞬间布满口腔，那几点油花几乎尝不出来。
可他知道，这已经是县衙里能拿出来的最好的食物了。门口的老仆役，还有院子里的胥吏，吃的恐怕还不如这个。他硬着头皮，慢慢咀嚼着，把饭咽了下去，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他必须吃饱。
“吴师爷，”刘飞一边吃饭，一边状似随意地问，“我刚来万山，对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你给我，咱们县现在还有多少人口？周边的村子，还剩多少人？”
吴文才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脸上露出愁容：“大人，出来您别灰心。前几年还好些，自从去年大旱，又闹土匪，百姓逃的逃，死的死，现在城里加上周边的五个村子，总共也就能有三百来口人，还大多是老弱妇孺，青壮要么逃去南边了，要么被土匪掳走了，要么就去给乡绅当佃户了。”
三百来口？刘飞心里一沉，比他想象的还要少。一个县，居然还不如现代一个村子的人口多。
“那赋税呢？”刘飞又问，“朝廷的赋税，咱们县能交上多少？”
坐在门口的老仆役听到这话，忍不住插了句嘴：“大人，赋税哪能交得上啊！”他见吴文才没反对，又声，“每年府城都来催税，可县里哪有粮？乡绅们自己也缺粮，其实家里粮囤都堆满了，就是不肯交。前两任大人想催，张大户他们就联合起来，要么土匪要来了，要么就去府城告黑状，最后大人要么走了，要么……”
老仆役话到一半，意识到不对，赶紧闭上了嘴，低下头不敢再言。
吴文才叹了口气，接过话头：“老陈得没错。县里的赋税，已经三年没交齐过了。府城那边也知道万山穷，催得不算紧，但每年总得象征性地交一点，不然没法交代。可就这点‘象征性’的，我们也拿不出来。”
刘飞皱了皱眉，又问：“那治安呢？山里的土匪，具体有多少股？实力怎么样？”
“土匪可不少！”旁边帮忙收拾的老胥吏王老栓凑了过来，他刚打扫完大堂，听到这话，忍不住开口，“最厉害的是黑风寨，听有上百人，手里还有几把生锈的刀，去年还烧了西边的李家庄。还有南山的二虎帮，几十号人，专抢过往的商队。这些土匪时不时就下来，要么抢粮，要么抢人，以前还有衙役能挡挡，现在……”
王老栓摇了摇头，脸上满是无奈：“现在乡绅们都自己修了寨墙，雇了打手，土匪来了就躲进寨子里，不管咱们这些百姓的死活。上个月，北边的王家村就被抢了，死了三个人，没人管啊！”
刘飞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梳理着信息：人口稀少，全是老弱；赋税断绝，乡绅抗税；土匪横行，治安崩坏；乡绅各自为战，不听县衙调遣。每一条，都像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这些信息支离破碎，大多是胥吏和仆役们的亲身经历，没有准确的数字，没有清晰的脉络，却比任何文书都更能体现万山县的破败和绝望。
他慢慢吃完碗里的糙米饭，哪怕最后几口实在难以下咽，也强迫自己咽了下去。放下碗筷时，他心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茫然，只剩下沉甸甸的压力。
万山县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可越是这样，他越不能退缩，如果连他这个“县令”都放弃了，这三百多口百姓，恐怕真的只能在乱世里自生自灭了。
“吴师爷，”刘飞站起身，语气平静却坚定，“明早贴完告示，你跟我去城里转一转，我要亲眼看看，这万山县的百姓，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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