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成功的涟漪，在部委这潭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水面上扩散开去。周强司长在内部会议上的积极评价，像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头，其波纹首先触动了与电力司业务紧密相连的部门。
能源局新能源司、经济运行调节局的相关处室，开始私下打听“星图”的细节。毕竟，一个能精准预测区域性、时序性能源供需风险的工具，对任何负有调控或保障责任的部门来，都像黑暗中多了一盏探照灯。
然而，王振涛部长“更细化、更规范”的指示，如同一道精心编织的滤网，将那些因试点成功而试图涌向“星图”的需求和好奇，都纳入了预设的轨道。
工作组的第三次会议，议题便是制定《“星图”系统扩大试点应用管理办法（暂行）》。会议由王振涛的秘书主持，规划司、政研室、信息中心、电力司（作为首个试点用户）悉数到场，高晋和赵明作为技术提供方列席。
会议室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一方是尝到甜头、希望扩大战果的进取力量（以高晋团队和电力司部分需求为代表），另一方是手握缰绳、意图设定清晰路标的调控力量（以规划司、政研室为核心）。
《管理办法》草案由政研室和规划司联合起草，厚达十几页。开篇明确了“积极审慎、安全可控、循序渐进、务求实效”的总原则，紧接着便是细密的条款。
草案将“星图”的应用场景严格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风险模拟与评估”，如已完成的电力平衡模拟；第二类是“政策效果预演”，如评估某项电价政策调整对供需的潜在影响；第三类是“发展规划辅助”，如区域性能源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分析。每一类都对应着不同的数据安全等级、审批流程和输出结果使用范围。
申请流程被设计得如同精密仪器。任何司局或下属单位若想使用“星图”，必须首先提交详尽的《课题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研究目标、数据需求清单（需遵循“最必要”原则）、预期成果形式。报告需经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再提交至工作组。
工作组将组织“联合初审”，由规划司、政研室、信息中心及相关部门代表（如涉及特定领域业务）共同审议。初审通过后，信息中心负责根据课题数据需求和安全等级，核定“数据沙箱”的具体配置和安全协议。然后，课题返回申请单位进行最终确认，并报工作组组长（王振涛部长）或由其授权的副组长签字批准，方可启动。
整个流程走完，乐观估计也需要三到四周。这还没算上“星图”团队实际进行分析所需的时间。
“这……流程是否过于冗长了？”电力司一位参与过试点的处长忍不住发言，“有些突发性、应急性的分析需求，等走完流程，可能最佳决策窗口期都过去了。”
政研室的副主任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回应：“规范是为了长远发展。‘星图’能力越强，潜在影响越大，就越需要一套公开、透明、严谨的规则来约束其使用，避免决策依赖的随意性，也防范未知风险。应急需求可以走‘绿色通道’，但‘绿色通道’的启用条件也需要明确界定，避免滥用。”
规划司的司长补充道：“而且，这流程也是对‘星图’团队的一种保护。按章办事，责任清晰，避免日后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
高晋全程静听，面沉如水。他明白，这份《管理办法》一旦通过，就将成为“星图”在部委体系内运行的“基本法”。它既提供了合法合规应用的通道，也筑起了高高的制度围墙。王振涛的策略非常清晰：不禁止，但严格规制；不否定价值，但掌控其价值释放的阀门和节奏。
“我们支持规范化运作。”高晋在讨论尾声时表态，语气平稳，“‘星图’作为一项重大研发成果，理应服务于部里的科学决策，也必须在严格的框架下发挥效能。我们团队会全力配合信息中心，完善不同安全等级下的沙箱技术方案，并协助制定标准化的数据对接模板和输出规范，尽可能提高流程各环节的效率。”
他的表态，让规划司和政研室的人微微颔首。这是一种务实的合作姿态。
赵明心里却有些憋闷。他感觉仿佛刚刚冲出一段荆棘，眼前却出现了一座更为规整、但无处不在监控的迷宫。但他也清楚，高晋的应对是当前局面下的最优解：接受规则，然后在规则内寻求最优解，甚至逐步影响规则的演化。
会议原则通过了《管理办法》草案，待修改完善后报王部长签发。
散会后，高晋和赵明没有立即离开。信息中心的技术负责人主动走了过来，低声道：“高院长，赵总，我们中心领导对上次合作很满意。关于这个《管理办法》下的技术实现细节，特别是不同安全等级沙箱的快速部署和动态监控，可能还需要你们多支持。我们希望能把这套支撑体系做得更弹性、更智能一些，理论上，是可以压缩一些技术准备时间的。”
高晋立刻捕捉到了其中的机会。信息中心作为技术保障部门，同样不希望流程过于僵化导致效率低下，影响其工作表现。他们也有动力优化技术环节。
“没问题，这是我们共同的职责。”高晋郑重地，“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技术对接组，由赵明直接负责，配合你们攻坚。目标就是：让安全合规的流程，在技术上尽可能流畅、高效。”
与此同时，在政策研究室的办公室里，副主任正在向王振涛汇报会议情况，并呈上修改后的《管理办法》。
王振涛快速浏览着关键条款，点零头：“嗯，框架可以。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效果。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所有使用‘星图’输出的分析报告，必须注明其模拟假设、不确定性范围和局限性，不能当做绝对真理。二是政策预演类课题，最终报告的呈送范围要严格控制，特别是涉及敏感政策调整的。”
“明白。”副主任应道，“我们还会定期评估‘星图’输出结论与实际政策效果的吻合度，动态调整对其的‘信任权重’。”
王振涛笑了笑：“对，就是这个意思。它可以是参谋，但不能是司令。”
《“星图”系统扩大试点应用管理办法（暂行）》的正式下发，标志着“星图”进入了“持证上岗”的新阶段。虽然束缚重重，但毕竟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跳舞”的许可。
很快，第一个按照新流程正式提交的申请，来自经济运行调节局。他们关注的是今年冬季，在可能出现极端气的情况下，重点城市的能源保供风险排查，涉及电、气、热多能源耦合分析，数据需求比电力司试点更复杂。
申请进入了流程齿轮。赵明带领团队，与信息中心紧密协作，一边根据课题需求设计多层嵌套的“沙箱”环境，一边准备与多个数据源（电力、燃气、供热公司上报数据）的标准化对接接口。规划司和政研室则对课题的研究边界和输出形式进行了多轮质询。
高晋则将目光投向了更远处。他注意到，《管理办法》中提及的“发展规划辅助”类别，虽然审批门槛最高，但潜在影响力也最大。他指示团队，开始低调地准备一些前瞻性材料：例如，基于公开数据和已脱敏的宏观参数，模拟不同碳中和路径下，全国电网结构演变的大趋势；或者，分析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对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提升潜力。这些不涉及具体敏感数据，但能展现“星图”在战略层面的思考能力，他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向规划司乃至更高级别的领导进邪非正式”汇报，埋下种子。
“星图”在程序迷宫中艰难而坚定地向前渗透。每一次合规的分析，都是一次能力的证明和信任的积累。赵明团队在一次次与各部门的数据接口磨合、安全协议确认中，逐渐摸清了部委运作的某些“隐性知识”，也结识了一批真正关注技术解决业务痛点的中层官员。
王振涛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棋手，通过《管理办法》这条“大龙”，稳稳掌控着局面。他允许“星图”落子，但每一个落点都在他的棋盘网格之内。他定期听取工作组的汇报，关注着“星图”的每一次“亮相”，评估其输出与主流政策思路的契合与偏离。
这是一场在既定规范下进行的、无声的探戈。高晋和赵明必须跟上节奏，踩准步点，同时尝试在严谨的舞步中，注入一丝能引领方向的力道。而王振涛，则牢牢把控着音乐的旋律与舞台的边界。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数据、算法、权力与远见的复杂交织与谨慎博弈。下一阶段的挑战，或许就隐藏在某份待审批的课题报告中，或是某次看似平常的技术交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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