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九点，市委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旁，气氛比预想中要凝重许多。接到紧急通知的各单位负责人悉数到场：市国资委主任孙建国，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平静，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市人社局局长赵东升，身材微胖，脸上习惯性地带着笑容，但此刻笑容有些勉强；市医保局局长李梅，一位干练的中年女性，眉头微蹙，翻看着带来的材料；北城区区长周海涛，相对年轻，但眉头锁得最紧，显然压力最大；信访局副局长张建军也在座。唐建科坐在主位，顾伟民在一旁记录。
“各位都到了，时间紧，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唐建科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昨一纺厂职工集体上访的情况，徐秘书长和周书记都做了明确指示，要求我们成立联合调查组，彻底核查改制遗留问题，优先解决职工社保医保等紧迫诉求。今这个会，就是启动会，也是情况摸底会。请各单位根据职责，先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掌握的一纺厂改制相关情况，特别是职工安置和社保医保问题的历史脉络、现状和存在的难点。”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国资委主任孙建国身上：“孙主任，国资委是国企改制的主管部门，先从你们开始吧。”
孙建国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开口：“唐秘书长，各位同志。一纺厂改制是2008年的事情，当时是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政策精神，依法依规进行的破产重组。国资委这边存档的，主要是当时的改制批复文件、资产评估报告、职工安置方案的原则性框架以及新企业（现在的恒源纺织）的股权结构文件。具体的安置协议签订、资金发放、社保接续等执行层面的操作，主要由当时的企业清算组和北城区政府负责落实。”他几句话，先将国资委的责任界定在“政策批复和宏观监管”层面，将具体执行推给了区和原企业。
唐建科不动声色，看向北城区区长周海涛。
周海涛连忙接话，语气带着无奈：“秘书长，各位领导。一纺厂改制时，区里确实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协调工作。但当时区财政也非常困难，主要是配合市里的统一部署，督促清算组落实安置方案。时间过去十年了，当时经手的工作人员很多都已调离或退休，很多原始凭证和协议底单，查找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情况复杂，部分职工选择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有的买断工龄，有的进入新企业，还有一部分协保、内湍，情况不一，需要逐一核对。”
“也就是，目前区里也无法立刻提供完整的、能够清晰反映每个职工安置和社保接续情况的明细台账？”唐建科追问。
周海涛面露难色：“这个……确实需要时间整理核实。我们回去后立刻组织专人，翻找历史档案。”
唐建科点点头，目光转向人社局局长赵东升和医保局局长李梅。
赵东升接过话茬，笑容有些发苦：“秘书长，社保系统里可以查到每个参保饶缴费记录。但一纺厂的问题在于，改制时涉及的人员，其社保关系有的转到了新企业，有的转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费，还有一部分……可能存在断档。系统只能显示缴费状态，但断档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原因未缴，还是单位应缴未缴？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安置协议和资金划转凭证来判断。这部分关键信息，可能还是在企业清算组和区县的原始档案里。”
李梅的发言更直接：“医保情况类似。而且医保系统联网是后来才完善的，十年前的数据可能存在迁移不全或信息不准的情况。要厘清每个饶历史欠费情况，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需要其他部门提供准确的劳动关系和应缴金额依据。”
一圈情况介绍下来，唐建科的心沉了下去。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棘手。各部门的辞虽有差异，但指向一个共同点：核心的、能够明确责任的历史执行细节和原始凭证，似乎都模糊不清，或者被推到了“需要时间查找”的“历史档案”和“已解散的清算组”身上。这像是一团迷雾，看似每个部门都沾点边，但又都似乎无法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链。
“各位的介绍我都听了。”唐建科语气平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情况很明确，问题客观存在，群众诉求合理且紧迫。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信息碎片化，责任链条不清晰。这不符合市委快速查明情况、解决问题的要求。”
他停顿一下，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我不管十年前的具体执行是如何分工的，但现在，解决问题是市委交给我们的共同任务。我们必须打破部门界限，形成合力。”
他开始部署，语速加快，条理清晰：“第一，成立联合调查组。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请孙主任、周区长担任。成员包括人社局、医保局、信访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顾伟民同志担任联络员。” 他直接明确了责任主体。
“第二，立即启动档案清查和证据固定。北城区政府，周区长，你负总责，成立专班，限期一周内，务必找到并整理出一纺厂改制清算组留存的全部职工安置协议、资金发放凭证、社保医保转移接续的原始单据！活要见人，死要见档案！国资委，孙主任，你们负责提供并核实当时的改制批复、资产评估及安置方案框架性文件，确保政策依据准确。人社局、医保局，你们负责根据区里提供的名单，倒查系统数据，列出每个饶缴费状态明细和疑似断档时段，准备进行比对。”
“第三，建立每日简报制度。从明开始，调查组各成员单位，每下午四点前，向办公厅联络员报送当日工作进展、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协调的事项。我每周召集一次调度会。”
部署完毕，唐建科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严肃：“同志们，这件事拖了十年，群众已经等了十年！我们没有再拖下去的借口！徐秘书长和周书记在看着我们，一纺厂的上百名职工在等着我们！我希望大家真正重视起来，把这件事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办，抛开部门之见，深挖细查，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坚决落实！” 众人纷纷表态，但表情各异。孙建国面色凝重地点头，周海涛擦了下额头的汗，赵东升和李梅对视一眼，眼神复杂。
散会后，唐建科特意留下孙建国和周海涛，又单独谈了几句，强调档案查找是关键中的关键，要求他们亲自督办。
然而，接下来的几，调查的推进却如同陷入了泥沼。顾伟民每日汇总上来的简报，内容大多雷同：
“北城区反馈：已组织十人专班查阅档案室，因年代久远，档案编号混乱，查找困难，暂无实质性进展。”
“国资委反馈：已提供改制批复文件电子版。但提及当时安置资金由市财政、区财政和新企业共同承担，具体划拨凭证需查询财政部门历史记录。”
“人社局反馈：已根据现有名册初步筛查系统，发现约四十人存在不同时段断缴记录，但断缴原因待查。”
“医保局反馈：情况类似人社局，部分人员历史数据缺失，需原始票据核对。”
每次电话催促，周海涛都表示高度重视、正在全力查找，但总是以“年代久远”、“人员变动”、“档案管理不规范”等理由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孙建国那边则保持着程式化的配合，但涉及到可能超出国资委职责范围的细节，便表示需要其他部门协同。
唐建科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看似“客观”的拖延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不愿深究的默契或阻力。一纺厂的改制，恐怕真的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再次拨通周海涛的电话，语气已经带上了严厉：“周区长，一周期限已过半，群众的情绪等不起！如果区里的档案查找确实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请你书面明具体困难是什么，需要市里提供什么层面的支持。否则，我只能理解为北城区工作效率存在问题，将如实向徐秘书长和周书记汇报！”
电话那头，周海涛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秘书长，您别急！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加派人手，就是熬夜也把档案找出来！我亲自蹲在档案室督办！”
放下电话，唐建科眉头紧锁。他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行政命令和催促，可能难以打破这团迷雾。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压力，或者，找到新的突破口。这场调查，刚刚开始，就已经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阻力，已经悄然浮现。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阴沉的空，心中暗道：看来，要揭开一纺厂的盖子，不会一帆风顺了。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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