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头的王旗迎风招展，云南渐次平定的消息，如同投入静湖的巨石，在波谲云诡的南明政局中激荡起巨大的涟漪。朱常沅坐镇春城，并未沉醉于眼前的胜利，他的目光已越过滇桂交界的重重山峦，投向了更为富庶、也更为关键的两广之地。
此时的下面临剧变。隆武朝廷在清军压力下处境维艰，而原本态度暧昧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得知朱常沅迅速平定云南、实力暴涨后，心态发生了微妙而急剧的转变。他深知，卧榻之侧，已非昔日可轻易拿捏的幼虎，而是一头吞云吐雾、爪牙锋锐的猛狮。恐慌与猜忌之下，丁魁楚的动向愈发可疑，与清廷秘密媾和的传闻甚嚣尘上。
“王爷，丁魁楚老儿恐生异心！”李元胤拿着最新的谍报，神色严峻，“若其献两广而降清，则我军侧翼洞开，云南顿成孤岛，且清虏可顺西江直扑我腹地，后果不堪设想！”
沐涵亦道：“丁魁楚首鼠两端，非可信之人。如今王爷坐拥云南，兵精粮足，声威正盛，岂能坐视其将两广拱手献于清虏？当有所决断。”
朱常沅站在巨大的舆图前，手指缓缓划过由云南通往广西、广东的条条路径。他深知，出兵两广，已非选择，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不仅是为了消除侧翼威胁，更是为了获取至关重要的出海口、更丰腴的财赋之地，以及连接福建郑氏、共抗清虏的战略通道。
“丁魁楚欲卖国求荣，我辈岂能容他！”朱常沅声音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然出兵之事，需谋定后动。我军新定云南，兵力分散，若倾巢而出，后方空虚；若逡巡不前，则贻误战机。”
经过周密筹划，一个大胆而稳健的计划出炉：
一、高举义旗，抢占大义名分。 朱常沅以永明亲王、督师三省的身份，传檄两广，公开揭露丁魁楚“勾结清虏、图谋不轨”的罪行，宣称“奉讨逆，以清君侧”，为自己出兵赋予充分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檄文直指丁魁楚，而对两广将士百姓则极力安抚，宣称“只诛首恶，胁从不问”，以分化瓦解敌军。
二、精兵疾进，速战速决。 不进行大规模、耗时的全面动员，而是充分发挥主力经过战火锤炼、机动力强的优势。朱常沅命李元胤为征粤大将军，统帅包括虎捷营在内的两万精锐为东征主力，沐涵参赞军务。另派麾下得力将领，率偏师策应，目标是像一把尖刀，直插丁魁楚的心脏——肇庆。
三、水陆并进，策反内应。 一方面，陆路主力自云南东部快速东进，突破边境关隘，直扑南宁，切断丁魁楚与广西西部的联系，继而向肇庆推进。另一方面，朱常沅利用在广西西部的基础和声威，秘密联络对丁魁楚不满的当地明军将领和士绅，许以高官厚禄，策动其倒戈或保持中立。同时，开始着手组建和征集型船队，为将来可能的水路作战和控制西江航道做准备。
永明二年秋，李元胤誓师东征。安国军主力犹如出柙猛虎，自云南扑向广西。战事进展之顺利，超乎预期。
丁魁楚虽经营两广多年，但政以贿成，军备废弛，士卒离心。面对挟大胜之威、士气如虹的安国军精锐，其部署在滇桂边境的部队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降。李元胤严格执行朱常沅的方略，对降卒秋毫无犯，妥善安置，对百姓则抚慰有加，迅速稳定占领区秩序。
安国军兵锋所至，广西西部州县纷纷易帜。早已对丁魁楚不满的明军将领，如驻守浔州（今桂平）的副总兵焦琏，在得到李元胤的保证后，毅然率部起义，加入讨逆大军，使得东征军声势更壮。
消息传至肇庆，丁魁楚惊惧交加。他没想到朱常沅动作如此迅猛，更没想到自己麾下竟如此不堪一击，众叛亲离。仓皇之下，他试图收缩兵力，固守肇庆，同时加紧向已进入广东的清军求救。
然而，大势已去。李元胤与焦琏会师后，大军沿西江东下，势如破竹。丁魁楚的防线形同虚设，沿途守军或逃或降。未等清军来援，李元胤的大军已兵临肇庆城下。
围城不过数日，丁魁楚内部生变，其部将见大势已去，不愿为其陪葬，发动兵变，打开城门迎接王师。丁魁楚试图携家眷财宝乘船潜逃，被截获于江上。这个一度权倾两广、首鼠两赌军阀，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李元胤迅速控制肇庆，安民告示，肃清余孽。并立即分兵抢占广东要地，尤其是向珠江口方向挺进，以遏制清军可能的南下图谋，并试图与在福建、广东沿海活动的郑成功势力建立联系。
捷报传回昆明，朱常沅麾下一片欢腾。迅速平定两广（尤其是清除了丁魁楚这个巨大隐患），意味着朱常沅的势力范围急剧膨胀，真正成为了南明后期最具实力和地盘的抗清力量之一。
然而，朱常沅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夺取两广易，治理两广难，而真正的考验——与清军主力的正面碰撞——才刚刚开始。他立即下令：
妥善处置丁魁楚及其党羽，稳定两广政局。
整编收降的明军，汰弱留强，纳入统一指挥体系。
火速向广东增兵派将，巩固防线，特别是加强广州、韶州（今韶关）等要地的防御，准备迎击即将南下的清军。
积极遣使联络郑成功，试图形成东西呼应、共抗清虏的战略态势。
出兵两广，一战功成，永明亲王朱常沅的声威达到顶点。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席卷下的赤潮，即将与南下的寒流迎头相撞，最惨烈的风暴，已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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