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秋，永历朝廷派遣的使者、光禄寺少卿程源，历经数月跋涉，终于抵达了昆明。孙可望果然做足了表面功夫，命“秦王府”属官以亲王礼制，大开昆明城门，旌旗仪仗导引，将程源一行迎入城内馆驿，极尽隆重。
次日，程源奉旨至秦王府正式宣诏。银安殿上，气氛庄重而微妙。孙可望身着亲王常服（虽形制已暗中逾矩），率麾下文武，跪听诏书。诏书中，永历监国朱常沅对孙可望“镇守西南、劳苦功高”大加褒奖，重申其秦王封爵，并赏赐金银缎匹。同时，也对李定国、刘文秀等将各有封赏，言辞恳切，一派朝廷倚重边陲重臣的格局。
宣诏完毕，孙可望面无表情，依礼谢恩，接下赏赐。当晚，更设盛宴款待程源。席间，孙可望谈笑风生，屡屡提及当年与张献忠转战南北的“艰苦”，以及如今经营云贵的“不易”，言语间，隐隐将云贵视为自家基业，对南京朝廷，则是一种“遥尊”的姿态。程源久经官场，心知肚明，只能虚与委蛇，强调“监国倚秦王为社稷柱石，东南半壁，皆赖王爷屏藩”。
然而，这场表面和谐的盛宴之下，暗流愈发汹涌。程源的到来，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孙可望集团内部深刻的裂痕。
安西王府内，李定国托病未赴晚宴。他手中摩挲着朝廷赐下的安西王金印和诰券，心潮起伏。与孙可望那边看似隆重实则倨傲的接旨场面相比，程源在拜访他时，私下转达了监国朱常沅的“口谕”，言辞极为推重，称其为“国之干城”、“赤胆忠心”，并隐约透露出对孙可望僭越之举的知晓与不满，希望李定国能“顾全大局，匡扶正道”。这寥寥数语，比那厚重的金印更让李定国感到一股暖意和沉重的责任。
“监国知我……”李定国喃喃自语，心中对孙可望的不满又加深了一层。相比之下，孙可望近期的举动更令他心寒：不仅强行调走了他的精锐铁骑营，还以“统一粮饷”为名，大幅削减了他所部的粮草供应，致使军中已有怨言。这分明是步步紧逼，要削其羽翼！
与此同时，抚南王刘文秀 的处境也有些尴尬。他在川中前线奋力作战，却收到孙可望钧旨，令其“暂缓攻势，巩固既占之地”，明显是担心他立下大功，尾大不掉。刘文秀性格较为持重，虽对孙可望的猜忌有所察觉，但念及兄弟情分和当前抗清大局，选择了隐忍，但心中的隔阂已然种下。
程源在昆明期间，除了公开活动，暗中亦通过极为隐秘的渠道，与黔国公沐波 见了面。沐波将一份密折交予程源，详陈孙可望在滇一切僭越不法之事，并再次强调李定国“忠义可用，然受制可望，若能得朝廷明诏暗助，必能为国效力”。程源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将密折贴身藏好，准备返京后密呈监国。
程源离开昆明后不久，一场风暴终于被点燃。导火索是粮饷分配问题。孙可望的心腹、掌管粮饷的“户部尚书”万年策，公然再次克扣了拨付给李定国部的秋粮，理由是“川南刘文秀部军需紧急，需优先保障”。李定国麾下将士粮饷不继，群情激愤。
李定国再也无法忍耐，直入秦王府，当面质问孙可望：“大哥！川南要紧，难道我驻防滇北、拱卫根本的将士就该饿肚子吗？如此分配，何以服众？军心若散，何以抗清？”
孙可望高坐堂上，冷冷道：“定国，为帅者当顾全大局！文秀在川南与虏酋激战，粮饷自然优先。你部驻守后方，稍紧一些，克服便是。如此聒噪，岂是大将所为？”
“大局？”李定国怒极反笑，“大哥所言大局，便是不断削弱我与文秀，好让你秦王府一家独大吗？如此行事，与昔日八大王（张献忠）猜忌众将何异？只怕寒了将士之心，这云贵基业，未败于清虏，先亡于内耗！”
“放肆！”孙可望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李定国！你竟敢如此对孤话！别忘了你的身份！”
“身份？”李定国目光如炬，逼视孙可望，“我李定国的身份，是八大王义子，是并肩血战出来的安西王！不是某些人僭越自封的私臣！今日粮饷之事，若不给个公道，休怪我麾下儿郎不答应！”罢，竟不辞而别，愤然离去。
这次公开冲突，标志着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彻底表面化、白热化。昆明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孙可望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一方面加紧迫害异己，数名被怀疑与李定国或沐波过往甚密的官员被罢黜下狱。同时，他紧急调动直属的“禁卫军”加强昆明防务，并密令心腹将领加强对李定国各部驻地的监视。
李定国返回大营后，亦是怒火难平，下令所部提高戒备，防范不测。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刘文秀在川南闻讯，忧心如焚，连连遣使劝和，但孙可望置之不理，李定国也心灰意冷。
永历朝廷使者程源带来的“皇恩浩荡”，非但未能弥合裂痕，反而像一道强光，照出了这西南巨藩内部早已腐烂的痈疽，加速了其脓血的迸发。孙可望的专横猜忌，与李定国日渐觉醒的忠义之心及对兄弟情义的失望，激烈碰撞，将整个云贵局势推向了悬崖边缘。一场决定西南命运乃至影响整个南明格局的内部分裂，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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