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的初冬午后,省人民医院听力检测室的隔音门轻轻合上。李慕斯坐在软椅上,耳后的人工耳蜗被心取下,检测仪器的探头贴在她的耳廓上。王宝和王贝一左一右守在旁边,手里攥着刚打印好的维护手册,眼神里满是紧张。
医生敲击键盘的声音清晰响起,屏幕上跳动的波形渐渐稳定。“李女士,目前的听力阈值稳定在100分贝,比上次检测又好了一些。”
李慕斯弯了弯唇角,指尖轻轻摩挲着人工耳蜗的外壳。这个陪伴了她十几年的物件,藏着她半生的听力记忆。
她的听力问题,是从一岁那年的一场高烧开始的。那次病愈后,世界在她耳边就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混沌。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双耳120分贝极重度听力损失,意味着她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三岁那年,父母攥着攒了很久的积蓄,给她配邻一副助听器。那副笨重的黑色机器,成了她童年最贴身的伙伴。从幼儿园到高中,她戴着它听老师讲课,听同学话,一点点拼凑着声音的模样。可助听器的效果有限,嘈杂的环境里,她依旧只能看见别人翕动的嘴唇,却辨不清话语的形状。
改变发生在她二十岁那年,大二的寒假。那时她刚和王科杰确定关系不久,这个性子沉稳的男生,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医院,帮她联系到了国内顶尖的人工耳蜗手术团队。手术那,王科杰守在手术室门外,手里攥着她的围巾,从清晨等到日暮。
当人工耳蜗成功开机的那一刻,电流声划过耳畔,接着是护士温柔的话声,是窗外的鸟鸣声,是王科杰带着哽咽的一句“慕斯,能听到吗?”
她哭了。那是她记事以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
这些年,人工耳蜗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王科杰每年都会陪她去上海复查,后来工作忙了,就手把手教王贝看检测报告,记调机时间。如今,两个儿子长成了半大的少年,能牵着她的手来医院,能帮她核对参数,能在有人嘲讽她时,挺直脊背护着她。
医生在手册上写下检测结果,又叮嘱道:“平时注意避免强磁场环境,定期来调机,保持这个状态就很好。”
王贝立刻接过手册,认真地在日期栏里画了个勾。王宝则扶着李慕斯起身,轻声:“妈,我们去给爸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走出医院时,夕阳正缓缓落下。晚风拂过,带着街边烤红薯的香气。李慕斯戴上人工耳蜗,按下开机键。清脆的电流声后,她听见了儿子们的脚步声,听见了远处的车鸣声,听见了风穿过树梢的沙沙声。
她掏出手机,拨通了王科杰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带着上海写字楼的烟火气。
“慕斯,检测结果怎么样?”
“很好,”李慕斯笑着,眼角弯起,“还是100分贝。儿子们陪我来的,很乖。”
电话那头的王科杰松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暖意:“那就好。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回去陪你们复查。”
挂羚话,王宝牵住她的左手,王贝牵住她的右手。三个身影慢慢走在夕阳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人工耳蜗里的电流声轻轻响着,像时光的刻度,记录着她的遗憾,更记录着往后余生,被爱填满的岁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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