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的初冬午后，省人民医院听力检测室的隔音门轻轻合上。李慕斯坐在软椅上，耳后的人工耳蜗被心取下，检测仪器的探头贴在她的耳廓上。王宝和王贝一左一右守在旁边，手里攥着刚打印好的维护手册，眼神里满是紧张。
医生敲击键盘的声音清晰响起，屏幕上跳动的波形渐渐稳定。“李女士，目前的听力阈值稳定在100分贝，比上次检测又好了一些。”
李慕斯弯了弯唇角，指尖轻轻摩挲着人工耳蜗的外壳。这个陪伴了她十几年的物件，藏着她半生的听力记忆。
她的听力问题，是从一岁那年的一场高烧开始的。那次病愈后，世界在她耳边就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混沌。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双耳120分贝极重度听力损失，意味着她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三岁那年，父母攥着攒了很久的积蓄，给她配邻一副助听器。那副笨重的黑色机器，成了她童年最贴身的伙伴。从幼儿园到高中，她戴着它听老师讲课，听同学话，一点点拼凑着声音的模样。可助听器的效果有限，嘈杂的环境里，她依旧只能看见别人翕动的嘴唇，却辨不清话语的形状。
改变发生在她二十岁那年，大二的寒假。那时她刚和王科杰确定关系不久，这个性子沉稳的男生，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医院，帮她联系到了国内顶尖的人工耳蜗手术团队。手术那，王科杰守在手术室门外，手里攥着她的围巾，从清晨等到日暮。
当人工耳蜗成功开机的那一刻，电流声划过耳畔，接着是护士温柔的话声，是窗外的鸟鸣声，是王科杰带着哽咽的一句“慕斯，能听到吗？”
她哭了。那是她记事以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
这些年，人工耳蜗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王科杰每年都会陪她去上海复查，后来工作忙了，就手把手教王贝看检测报告，记调机时间。如今，两个儿子长成了半大的少年，能牵着她的手来医院，能帮她核对参数，能在有人嘲讽她时，挺直脊背护着她。
医生在手册上写下检测结果，又叮嘱道：“平时注意避免强磁场环境，定期来调机，保持这个状态就很好。”
王贝立刻接过手册，认真地在日期栏里画了个勾。王宝则扶着李慕斯起身，轻声：“妈，我们去给爸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走出医院时，夕阳正缓缓落下。晚风拂过，带着街边烤红薯的香气。李慕斯戴上人工耳蜗，按下开机键。清脆的电流声后，她听见了儿子们的脚步声，听见了远处的车鸣声，听见了风穿过树梢的沙沙声。
她掏出手机，拨通了王科杰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带着上海写字楼的烟火气。
“慕斯，检测结果怎么样？”
“很好，”李慕斯笑着，眼角弯起，“还是100分贝。儿子们陪我来的，很乖。”
电话那头的王科杰松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暖意：“那就好。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回去陪你们复查。”
挂羚话，王宝牵住她的左手，王贝牵住她的右手。三个身影慢慢走在夕阳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人工耳蜗里的电流声轻轻响着，像时光的刻度，记录着她的遗憾，更记录着往后余生，被爱填满的岁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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