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乱世理财:战时公债的发行背景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陪都重庆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严重,国民政府财政濒临崩溃边缘。据《民国财政史》记载,1942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法币18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有余。为挽救财政危机,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决定发邪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总额高达1亿美元,这在当时堪称文数字。
这项公债以“抗战建国”为名,规定民众可以法币20元兑换1美元面额的公债,承诺战后可凭公债兑换美元。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称:“此次发行美金公债,旨在吸收游资,稳定金融,充实国库,以利抗战。”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金融政策。
二、暗箱操作:孔氏家族的敛财手段
然而,这项看似利国利民的政策,很快成为孔氏家族敛财的工具。据《孔祥熙传》引用的档案资料显示,公债发行之初,由于民众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认购并不踊跃。到1943年10月,仅售出约一半,即5000万美元左右。此时,孔祥熙突然以“防止资金外流”为由,密令中央银行停止销售并回收未售出的公债。
《民国金融秘闻》中记载了一个关键细节:“停售令下达前一周,孔氏亲信纷纷从中央银挟借出’巨额法币,以官价20:1的比率大量套购尚未回收的公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公债随后被孔氏家族以黑市汇率(当时约为100:1)转手倒卖,获利高达五倍之多。
野史《孔门贪腐录》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孔祥熙之女孔令伟(人称“孔二姐”)参与其中的情景:“孔二姐命人用麻袋装运法币至央行,一次提走近百万美元公债,银行职员敢怒不敢言。”虽然细节或有夸张,但反映了孔氏家族肆无忌惮的贪腐行径。
三、东窗事发:国民参政会的弹劾风波
1945年3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马寅初等人联名提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指控其利用职权贪污美金公债。《傅斯年全集》中收录的弹劾文写道:“查美金公债停售前后,有特殊人物以官价大量套购,转手之间获利数十倍,此中黑幕重重,请政府彻查。”
《马寅初日记》详细记录流查过程中的阻力:“每次质询,财政部官员皆支吾其词;要求查阅账目,则以为由拒绝。”更令人愤慨的是,据《中央银行档案》显示,就在调查期间,相关账本“意外”失火被毁,使得调查陷入僵局。
野史《陪都轶事》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某日傅斯年在参政会慷慨陈词,怒斥贪腐,散会后即收到匿名恐吓信,内附子弹一枚。”这反映帘时反腐斗争的险恶环境。
四、只手遮:蒋介石的包庇与纵容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波,蒋介石的处理方式令人深思。据《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记载:“庸之(孔祥熙字)之事,闹得满城风雨,实有损政府威信。然值此用人之际,不宜深究。”最终,蒋介石仅让孔祥熙“引咎辞职”,并未追究其法律责任。
《宋氏家族档案》中披露,宋霭龄曾多次向宋美龄施压,要求保护孔祥熙。而蒋介石出于维护四大家族团结的考虑,选择了息事宁人。《陈布雷日记》中写道:“委座(指蒋介石)谈及孔案,叹曰家丑不可外扬,其意已决。”
野史《金陵春梦》中有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描写:“孔祥熙辞职后,其重庆别墅连夜运出皮箱数十个,据挑夫酒后真言,箱中尽是美钞黄金。”虽未必可信,但反映了民众对孔家财富来源的普遍质疑。
五、中饱私囊:涉案金额的惊人真相
关于此案的具体涉案金额,各方记载不一。官方调查报告称“约1000万美元”,但据《民国经济史》作者张朋园考证,实际数额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相当于60亿法币,足够装备20个美械师。
《孔祥熙财产调查报告》(1949年)显示,仅1943年至1945年间,孔家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就增加了约2500万美元。更令人咋舌的是,《纽约时报》1947年的一篇报道称,孔家在纽约曼哈顿区拥有至少7处高档房产,其中一处公寓内“金砖被用作镇纸”。
野史《孔门纪事》中记载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美国记者问孔祥熙如何积累如此巨额财富,孔笑答:‘我不过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而已。’”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成为民国官场腐败的经典写照。
六、制度之殇:公债案暴露的体制弊端
“美金公债案”绝非单纯的个人贪腐,而是暴露了民国金融体制的系统性弊端。首先,中央银行完全沦为财政部的附庸,毫无独立性可言。《民国银行制度研究》指出:“当时央行行长由财长兼任,监督制衡形同虚设。”
其次,缺乏透明的金融监管。据《中国近代金融监管史》记载,1943年的国民政府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公债管理制度,资金流向完全由少数人掌控。再者,司法系统严重缺失独立性。《民国司法档案》显示,1945年最高法院曾想调查此案,但被行政院以“影响抗战”为由叫停。
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当时发表演讲痛陈:“今日中国之经济,已被几个大官巨贾家族所垄断,所谓国家财政,不过是他们的私人账房而已!”这番言论道出了民国金融被家族势力操控的残酷现实。
七、历史回响:公债案的深远影响
“美金公债案”对国民政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首先,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中央日报》194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高官普遍贪污”。其次,加速了法币信用的崩溃。民众从此对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避之不及,增加了财政筹款的难度。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此案使知识精英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观察》周刊1946年发文指出:“美金公债案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这或许是比军事失败更致命的损失。”历史证明,腐败确实是导致国民政府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余波荡漾:孔氏家族的最终结局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退出政坛,但凭借积累的巨额财富,过着奢靡的生活。1947年,他以赴美考察为名,携全家定居美国。《孔祥熙晚年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民国时期的作为只字不提,反而大谈“对党国的贡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曾想拿孔令侃开刀,结果因宋美龄干预而功败垂成。《蒋经国日记》中写道:“孔宋豪门,已成国家毒瘤,父亲却始终不忍割除,实为憾事。”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四大家族势力已尾大不掉。
野史《上海滩往事》中记载:“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孔令侃用专机运走大量黄金美钞,机场工作人员见其随行宠物犬竟戴着钻石项圈。”这个细节生动展现了孔家穷奢极欲的生活。
九、历史镜鉴:公债案的现代启示
回望这场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金融贪腐大案,对今日仍有深刻启示。首先,它警示我们金融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绝不能允许“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存在。其次,家族势力干预财政金融的危害不容觑。再者,反腐不能影禁区”,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正如着名历史学家吴相湘所言:“民国之败,非败于军事,实败于财政;非败于财政,实败于吏治。”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廉政建设关系国家存亡,绝不可等闲视之。只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才能真正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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