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上海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康特凡第”号的意大利邮轮即将启航。甲板上站着69名中国奥运代表团成员，他们挥手向送行的人群告别，脸上洋溢着希望与期待。邮轮缓缓驶离港口，人们不知道的是，这群运动员口袋里揣着的，是国家体育协会东拼西凑来的经费，甚至不够支付返程票款。
“诸位，我们此行不仅代表中国体育，更代表四万万同胞！”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在甲板上慷慨陈词，海风吹拂着他的西装下摆。运动员们鼓掌欢呼，唯有几位教练面面相觑——他们心知肚明，这笔经费连去程都勉强，更别提回国了。
这便是一支“乞丐代表团”的奥运征程开端。
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已有五年，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内外交困，为何还要凑钱参加远在德国的奥运会？
原来，这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外交算计。蒋介石希望通过此次奥运展示中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可惜拨款时，财政部官员们面面相觑，最后勉强凑出17万元——仅够代表团单程路费和基本开支。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任的郝更生为此急白了头。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突然拍案道：“没钱就不能去了吗？咱们边走边挣钱！”
于是，一支特殊的奥运代表团诞生了。除了正式运动员69人外，还有一支11人组成的“南洋卖艺分队”，由武术大师郑怀贤领衔，准备沿途表演中国功夫赚取盘缠。
更绝的是，代表团还携带了整整三大箱邮票和纪念封，计划沿途售卖。负责此事的干事周家琪信誓旦旦：“外国人都喜欢收藏东方邮票，咱们定能赚个盆满钵满！”
邮轮第一站抵达香港，代表团就开始了首次“商业尝试”。他们在维多利亚港畔的空地上表演武术，围观的外国水手纷纷投掷硬币。跳远选手司徒光看得眼热，悄悄对身旁的符保卢：“早知如此，咱们也该学几招太极拳。”
符保卢苦笑道：“你还是想想撑杆跳吧，我连训练用的杆子都买不起。”
谁曾想，这句玩笑话后来竟一语成谶。
邮轮驶入南洋水域，代表团的“商业活动”愈发活跃。每到一处港口，他们就分组行动：武术队摆场子卖艺，邮票组设摊叫卖，甚至还有几位英语流利的队员充当导游，带外国游客参观邮轮上的“中国展览”。
在新加坡码头，发生了一件趣事。武术队员金石生正在表演金钟罩铁布衫，一位英国水手不信邪，上前猛击其腹部。结果金石生面不改色，水手却捂着手嗷嗷直剑围观人群哄堂大笑，纷纷慷慨解囊。
与此同时，邮票摊前却遭遇尴尬。当地华侨发现这些“珍贵邮票”居然比市价高出三倍，纷纷摇头离去。负责销售的干事急中生智，大喊：“此乃奥运代表团亲用邮票，上有运动员签名！”这才吸引了一批集邮爱好者。
最惨淡的是在吉隆坡。那日大雨滂沱，武术表演被迫取消，邮票摊也被淋得七零八落。队员们躲在码头棚屋里啃干粮，跳远选手林绍洲苦中作乐道：“诸位，咱们这算是体验生活了。古人云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话未完，就被众人笑骂着用面包塞住了嘴。
沿途虽艰辛，却也收获了不少温暖。南洋华侨们听祖国奥运代表团经费短缺，纷纷慷慨解囊。在新加坡，一位陈姓老华侨甚至当场摘下金表捐赠，感动得王正廷热泪盈眶。
就这样，代表团一路走一路演，经过一个月航行，终于穿越印度洋，驶入红海。当意大利海岸线映入眼帘时，队员们欢呼雀跃，以为苦难即将结束。
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困境还在后面。
1936年6月下旬，“康特凡第”号抵达威尼斯。代表团结算账目时，却发现一个残酷现实：沿途所得仅够支付三分之一成员前往柏林的费用！
原来，由于缺乏商业经验，许多收入被中间商抽成，加上沿途物价高于预期，辛苦赚来的钱所剩无几。总领队王正廷急得在宾馆房间里来回踱步，额头上渗出细密汗珠。
“实在不行，就给南京发电报请求拨款吧。”有人建议。
王正廷摇头叹息：“国内形势诸位不是不知，财政部哪还有钱给我们？”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前来探望。见到代表团窘境，这位外交官当即拍板：“此事关乎国家体面，鄙人定当尽力相助！”
刘大使有何妙计？他竟命人将大使馆官邸的银器、瓷器打包变卖！据这些器物中还有明代古董，价值不菲。使馆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但刘大使义正辞严：“国家尊严面前，这些器皿算得了什么？”
这段轶事后来传出多个版本。一刘大使变卖的是自己的收藏品；一他只是抵押了官邸银器，奥运后又赎了回来；更夸张的法是，这些银器中有一部分是墨索里尼赠送的国礼。无论真相如何，这笔“救命钱”总算让代表团得以继续前校
1936年7月初，中国奥运代表团终于抵达柏林。队员们走下火车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纳粹德国为奥运会修建了宏伟的体育场，到处是彩旗和标语，各国代表团穿着光鲜的制服穿梭往来。
相形之下，中国队员们的制服已经皱巴巴，皮鞋也蒙着尘土。更尴尬的是，由于经费紧张，他们被安排在一处偏僻的廉价旅馆，距离主体育场足足有一时车程。
田径选手程金冠在日记中写道：“见到其他国家选手乘坐专车往返训练，而我们只能挤电车，心中五味杂陈……”
8月1日，柏林奥运会正式开幕。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看台上响起礼貌性掌声。欧洲观众们好奇地打量着这支东方队伍，或许还有人记得四年前刘长春“单刀赴会”的悲壮。
比赛开始后，中国选手们纷纷失利。由于长途跋涉和营养不良，多数人状态低迷。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项目中国与欧美水平差距悬殊，预赛即遭淘汰。
这其中，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撑杆跳高选手符保卢的故事。
符保卢是中俄混血儿，当时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被誉为“撑杆跳才”。然而赴德前，他连一根像样的训练杆都没营—当时中国最好的撑杆跳设备是竹竿，而欧美早已使用先进的金属杆。
比赛当日，符保卢面临一个尴尬问题：他买不起比赛用的金属杆！按照规则，运动员需自备撑杆。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日本队求助。
日本队教练颇为大度，同意借杆。但当符保卢拿起那根比自己身高还长的金属杆时，内心百感交集——自己的祖国连一根撑杆都提供不了，却要向敌国选手借器材！
更戏剧性的是，由于不熟悉金属杆特性，符保卢在试跳时多次失误。最终成绩仅为3.80米，未能进入决赛。赛后，他在更衣室角落默默流泪，日本选手过来归还物品时，拍了拍他的肩膀，欲言又止。
这段“借杆跳高”的往事，后来被多家媒体报道。1936年7月12日的《申报》以“我国选手借杆参赛”为题作了简要报道，字里行间透着无奈与心酸。
值得一提的是，符保卢后来的人生更加坎坷。抗战爆发后，他加入空军，1943年在一次训练事故中牺牲，年仅29岁。那根借来的撑杆，成为他运动生涯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注脚。
尽管成绩不佳，中国代表团在柏林仍有一些闪光时刻。
武术表演队作为表演项目，引起了巨大轰动。郑怀贤的飞叉、金石生的铁布衫、翟涟源的太极拳，让欧洲观众看得目瞪口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亲自接见表演队，表示“东方武术深不可测”。
足球队虽然2:0负于英国队，但场面并不难看。据希特勒观赛后对身边人：“中国球员技术不错，只是体力欠佳。”这话传到代表团耳中，不知该喜该悲。
最传奇的是竞走选手周余愚的故事。比赛当日，柏林突降大雨，多数选手不适应恶劣气。周余愚却想起在国内训练时经常遇雨，反而如鱼得水，一度领先。可惜后来因路线判断失误，被罚下场。事后德国媒体调侃道：“中国选手差点用‘雨战战术’创造奇迹。”
这些零星的亮点，无法掩盖整体失利的事实。最终中国代表团无一枚奖牌入账，在参赛49国中排名垫底。闭幕式上，中国队员们低头默默离场，与欢庆的其他代表团形成鲜明对比。
奥运赛事结束，代表团的难题再次出现：如何回国？
当初的单程经费加上沿途赚取的钱款，早已所剩无几。王正廷只好再次求助驻外使馆。最后是通过驻法大使顾维钧的关系，向法国轮船公司赊账，才得以乘坐最低档的舱位返回上海。
归途比去时更加沉闷。没有卖艺表演，没有邮票兜售，队员们终日呆在船舱里，很少交流。据船经苏伊士运河时，多数人都没心情上岸观光。
符保卢常常独自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有队友看见他手中攥着一根不知从哪找来的竹竿，反复比划着撑杆动作。
1936年10月，代表团终于返回上海。码头上欢迎的人群明显少了许多，媒体记者也只是例行公事地拍了几张照片。第二报纸的报道篇幅，还不及代表团出发时的三分之一。
《申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此次奥运之行为我国参与国际体育之重要经验，虽成绩不佳，然精神可嘉……”这样的官方辞令，难掩失败的苦涩。
1936年柏林奥阅中国故事，看似是一曲悲歌，却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这次经历让当局意识到体育建设的重要性。回国后，政府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建设训练基地、购置体育器材的事宜。可惜次年抗战全面爆发，一切计划都被打乱。
那些参赛运动员们，后来命运各异：有人如符保卢那样为国捐躯；有人留在海外侨居；还有人如武术大师郑怀贤，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成都体育学院教授，培养了大量人才。
历史往往充满讽刺。1936年借杆参赛的中国撑杆跳队伍，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已具备世界水平。80年光阴，中国体育走过了从无到英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
或许，正是1936年那艘邮轮上的窘迫与坚韧，那份即使借杆也要跳高的尊严，成为了中国奥运之路的最初起点。
每当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升起，我们都该记得：曾经有一群中国人，卖过艺、借过杆、变卖过使馆银器，只为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身影。
这或许就是1936年柏林奥运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努力跳得更高，看向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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