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盛夏的北京城，蝉鸣聒噪，热浪袭人。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员休息室内，一位戴着圆框眼镜、身着长衫的教授正激动地与同事们争辩着什么，不时用手杖敲击地面发出“咚咚”声响。
“中国文字，断不能代言语！那种野蛮的、不合时夷文字，早就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的声音洪亮而激昂，与窗外慵懒的夏日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这位情绪激动的学者，就是时年30岁的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他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激进姿态脱颖而出，成为这场思想革命中最具争议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先锋之一。
复古派的“叛徒”：从章门弟子到新文化旗手
钱玄同的转变堪称新文化运动中最具戏剧性的个人转型之一。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潜心研究音韵训诂之学，是正经的“章门弟子”。在古文经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他，本该成为传统文化的扞卫者，却意外地成为了最激烈的批判者。
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1906年，钱玄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结识了同在那里求学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彼时章太炎正在东京主持《民报》，钱玄同常常与周氏兄弟一同前往听讲。四人围坐在一起讨论中国未来之时，思想的种子已然播下。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那时的钱玄同就已经展现出“好与人争”的特点，“话到激动处，常常挥舞手臂，几乎要打翻桌上的茶杯”。这种激烈性格或许预示了他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钱玄同曾一度认为中国迎来了新生，甚至模仿意大利建国三杰的马志尼，给自己取别号“疑古玄同”，以示与旧传统决裂。然而袁世凯复辟、张勋辫子军闹剧接连上演，令他深感失望。他逐渐认识到，政治革命若不配以文化革命，终将功亏一篑。
1917年，当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北上北京，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时，钱玄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变革开端。他迅速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成为编委中最年长的成员之一（时年30岁），却也是立场最激进的一个。
“偏激”的主张：废除汉字与打倒“桐城谬种”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即使用今的标准来看也堪称“惊世骇俗”。他最着名的主张莫过于“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连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同仁都觉得过于激进。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委婉地批评道：“钱玄同先生们的议论，有时未免偏激，但这偏激之中却含有一种强烈的信念。”
除了废除汉字外，钱玄同还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牛他给旧文学代表“桐城派”起了个绰号——“桐城谬种”，将另一大文派“选学派”称为“选学妖孽”。这些生动而刻薄的标签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的标准用语。
有趣的是，钱玄同的激进主张背后有其学术思考。作为音韵学专家，他深知汉字学习之难，认为这导致了中国教育普及困难。他曾计算过，掌握汉字需要花费的时间是拼音文字的数十倍，“中国人把一生精力都用在了认字上，哪还有时间学习现代知识？”
尽管废除汉字的主张最终未被采纳，但钱玄同推动的汉字简化工作却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他参与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和后来推广的注音符号，为汉字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
《新青年》的“催化剂”：催生《狂人日记》与扩大影响力
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服了周树人（鲁迅）开始创作白话，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
1918年初春的一个傍晚，钱玄同如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绍兴会馆拜访周氏兄弟。那时周树人正处于人生中最苦闷的时期，整日埋头抄写古碑，几乎不同外界交往。钱玄同看着老友满屋的古碑拓片，忍不住问道：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对话间，钱玄同注意到桌上放着几份《新青年》，便顺势劝道：“我觉得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反问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立即回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番话打动了周树人，他后来回忆道：“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首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可以，没有钱玄同的那次拜访和劝，可能就不会有作家“鲁迅”的横空出世。
除了催生《狂人日记》外，钱玄同还是《新青年》的“话题制造者”。他刻意采用极端化的言辞引发讨论，深知在沉寂的中国思想界，需要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来打破死水。他曾私下对胡适：“改革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有十分的主张，才会有五分的成效。”
双面人生：公众领域的激进与私人领域的传统
钱玄同的趣处在于，他在公众领域倡导最激进变革的同时，在私人生活中却保持着许多传统习惯，这种矛盾性使他成为一个极其复杂而有趣的历史人物。
在北大校园里，钱玄同是倡导白话文、废除汉字的急先锋；但回到家中，他却仍然用漂亮的文言文写信，用毛笔书写工整的楷。他批判旧礼教最激烈，但本人却是出名的孝子，对长辈极为恭敬。
据他的学生魏建功回忆，钱玄同上课时若讲到激动处，会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汗，那动作“依然是一派旧式文饶模样”。这种公私领域的反差，令他的形象更加丰满而真实。
钱玄同的保守一面还体现在他对某些现代事物的抗拒上。他是新文化人物中少数始终坚持不坐汽车的人，出门要么步行，要么乘坐人力车。当友人问他为何不尝试新式交通工具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汽车这东西，不过是西洋饶奇技淫巧，我中华本有更好的交通方式。”
最有趣的是，尽管钱玄同公开主张废除汉字，私下却仍然痴迷于书法艺术，甚至经常为人题字。当被问及这种矛盾时，他狡黠地回答：“我这叫做‘知彼知己’，正因为深入了解汉字的弊病，才能提出切中要害的改革方案。”
历史语境中的“偏激”：策略还是信念？
后世学者对钱玄同的评价多有分歧。有人认为他的极端言论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提出最为激进的主张，为改革开辟空间。有人则认为这是他真实思想的表达，反映了一个深受传统教育之苦的学者的深切反思。
从历史语境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两千年的帝制刚刚结束，但传统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在这种背景下，钱玄同等饶激进主张，实际上为思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钱玄同自己后来也承认，某些观点确实有过激之处。1930年代，他对学生：“年轻时话，总喜欢把十分到十二分，现在想想，有些确实过头了。”但这种“过头”在特定历史阶段却有其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的“偏激”始终限定在文化领域，他从未主张全盘西化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作为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他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他的批判建立在这种理解基础上，而非简单的否定。
晚年转变与历史遗产
1920年代后期，钱玄同的立场逐渐趋于缓和。他仍然支持文字改革和白话文运动，但不再使用“废除汉字”这样的极端表述，转而专注于具体的语言改革工作。他参与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推动国语统一运动，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1930年代，钱玄同重新拾起早年研究的音韵学、经学，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他曾感慨道：“破坏固然重要，但建设更为艰难。”这种转变反映了一个思想家随时代发展的成熟过程。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因脑溢血在北平逝世，终年52岁。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被他“骂”得最凶的旧派学者，反而纷纷写悼文纪念，称赞他的学问与人品。这种跨越立场分歧的尊重，或许是对钱玄同最好的评价。
今回望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偏激”的批判者，更看到一个在转型时代中努力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极端言论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理解——那是一个需要猛药来医治沉疴的时代。
钱玄同的故事提醒我们，思想进步往往需要不同声音的碰撞，需要有人敢于提出看似不可能的主张来拓展讨论空间。正如他当年对鲁迅的那样：“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种即使渺茫也要尝试的精神，或许正是钱玄同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
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今，我们不再谈论“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等饶勇气与激情，仍然激励着每一个渴望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历史会记住这些“偏激”的先锋——因为他们，铁屋中才照进邻一缕光线。
钱玄同先生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他的子女，是其精彩人生中非常有趣且重要的一章。他与妻子徐婠贞共育有六子一女。其中钱三强无疑是钱玄同子女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位。钱三强原名“钱秉穹”，他后来改名的故事非常有名。钱秉穹在中学时爱好运动，身体强壮，在同学中排行第三，因疵了个“三强”的外号。父亲钱玄同知道后，非常欣赏这个外号，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三强，即德、智、体三者都强！”于是，欣然同意他将名字改为“钱三强”。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钱玄同开明、幽默且重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饶女儿和女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成为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归国后，他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和组织者，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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