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粉笔屑里的春秋
民国二十三年秋，北京大学红楼教室。
钱穆先生捏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先秦诸子”四字，粉笔屑簌簌落下，在他藏青布袍前襟染了层白霜。台下坐满学生，有几位甚至挤在窗边站着——都是来听这位无锡才子讲国史的。
“今日我们讲孔子。”钱先生转身，扶了扶圆框眼镜，“有人孔子保守，我倒要问：周游列国十四年，这像是安分守己的人么？”
满堂轻笑。钱穆却不笑，继续道：“孔子若是保守，便该老实待在鲁国做官，何苦奔波于陈蔡之间，饿得前胸贴后背？”他边边比划，粉笔在指尖转了个圈，“须知圣人行事，往往出人意料。”
忽然粉笔“啪”地断了，半截蹦到第一排女生课本上。女生慌忙拾起奉还，钱穆接过，认真道：“粉笔断得好，恰似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往往在断裂处见真章。”
这话后来传开，竟成了北大一桩美谈。学生们发现，钱先生讲课，总能把寻常事物与千年历史勾连起来。讲秦汉制度，他能从教室窗户结构起；论唐宋科举，他比作北大招生考试；甚至粉笔的颜色，他也能引出“青白分明，犹如史笔褒贬”。
最有趣的是一次讲《史记》，窗外忽然雷雨大作。钱穆暂停讲课，侧耳听雨，忽然道：“太史公写项羽垓下之围，也该有这样的雨声伴奏才是。”接着便吟诵起《项羽本纪》，声调随雨势起伏，满室学生听得如痴如醉。
雨歇时，课也毕。有学生问：“先生讲课，何以总能随机应变？” 钱穆微笑：“历史本是活的，何必死讲？”
二、茶壶中的乾坤
钱穆好茶，这是学界皆知的事。
在北大任教时，他办公室总备着一套紫砂茶具。最得他喜爱的是一把朱泥壶，壶身刻着“观史如饮”四字。每有客来，必亲手沏茶相待。
某日顾颉刚来访，见壶好奇：“宾四兄这壶有何讲究？”（钱穆字宾四）
钱穆斟茶一杯：“此壶泡龙井最佳，犹如太史公写《史记》，形散神不散。”
顾颉刚大笑：“莫非宾四兄以茶喻史？”
“正是。”钱穆正色，“治史如沏茶，水温火候都要得当。太过则苦，不及则淡。”
这话后来传开，学生们便戏称他的茶室为“史料煎煮处”。有调皮者甚至在门外贴联：“三千年历史一壶煮，百代兴亡半盏看。”
钱穆见了一笑置之，反倒真的在茶室挂起条幅：“煮史论茶”。
他的茶道确与史学相通。泡茶时，他常对学生：“你看这茶叶舒展，犹如史料在温水中渐渐显露真容。”品茶时又道：“初尝略苦，回甘无穷，恰似读史——当下或许苦涩，回味方知智慧。”
最有趣的是1935年某周末，钱穆正在茶室批改作业，历史系几个学生跑来请教问题。钱穆不直接回答，反倒取出新得的武夷岩茶：“先喝茶。”
学生只得陪饮。一泡又一泡，从午后喝到日斜，钱穆只谈茶经，不历史。直到最后一泡茶淡如水，他才忽然问：“方才的问题，现在可还想问？”
学生面面相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三时茶话间，钱穆早已借茶喻史，把答案融在茶道中了。
一位学生后来回忆：“钱先生的教学，如茶入水，无形而有味。”
三、字典战争
钱穆与胡适的“字典之争”，是民国学界一桩着名公案。
事起1931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白话文，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穆见报拍案而起，当即撰文反驳：“文字乃文化根基，岂可自断根基？”
论战最初斯文，双方引经据典，往来彬彬。后来却渐渐升温，竟从文字学争到史学方法，从孔子评价吵到西方文化接纳。
某次北大教授联谊会上，二人相遇。胡适端着咖啡笑问：“宾四兄近日可还在守护老祖宗的宝贝汉字？”
钱穆举茶回敬：“适之兄可还在推销洋饶字母汤？”
旁人都捏把汗，恐他们当场争执。谁知钱穆忽从包里掏出本《文解字》，胡适几乎同时取出本《英语词典》，二人对视片刻，忽然同时大笑。
“其实你我目的相同，”胡适先开口，“都为中国找条出路。” 钱穆点头：“方法不同罢了。你是要拆旧屋盖新房，我是要修旧屋开新窗。”
这场论战持续数年，成为学界趣谈。有学生问钱穆：“先生与胡先生之争，究竟谁胜？” 钱穆捻须微笑：“学术之争，非为胜负。譬如磨刀，两刀相磨，愈磨愈利。”
最妙的是，1937年北大南迁前，胡适特地送给钱穆一本亲签的《尝试集》，钱穆回赠手抄《国学概论》讲义。扉页上题：“殊途同归，共赴国难。”
后来在西南联大，二人仍常争论，但总是争完后一同吃饭。钱穆嗜辣，胡适好甜，吃饭时常互换调料，被学生笑作“酸甜苦辣，俱是学问”。
四、南渡北归里的幽默
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钱穆与师生们辗转南下，历尽艰辛。
1938年春，联大师生抵达长沙。暂住岳麓书院时，条件艰苦，教室设在破庙郑某日下雨，屋顶漏雨，钱穆讲课途中不得不三移讲台避雨。
学生歉然：“委屈先生了。” 钱穆却道：“何委屈之有？当年孔子讲学杏坛，想必也遇过雨。”着指指漏处，“此乃窗，正好让我们仰观宇宙之大。”
众人笑中，他继续讲课，竟把漏雨声融入讲史节奏中，成就一堂名课。
南迁途中，钱穆总带着那只朱泥茶壶。有次渡河，船颠簸，茶壶险些落水。钱穆紧抱壶道：“此壶若沉，中国历史要少喝三千年。”
众人笑问其故，他正色解释：“壶中积淀的茶垢，恰如历史沉淀。每饮一次，便如温史一遍。”后来这话传开，学生都：“钱先生壶中有三千载春秋。”
在昆明时，空袭频繁。每次警报响起，别人带细软躲防空洞，钱穆却总揣着《国史大纲》手稿。有次陈寅恪打趣：“宾四兄这是要与史稿共存亡？” 钱穆答：“史在人在。若史稿不存，我活着何用？”
某日空袭后，他的住所被震垮半间墙。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他时，他正坐在断墙下读书，满头灰土却不自知。见人来，抬头问：“可知道刚才爆炸是何时的事？我这段正读到五代战乱，竟未分清古今爆炸声。”
苦中作乐，是钱穆的本事。在蒙自时，教师们合住一处，房间隔音极差。钱穆与陈寅恪隔墙而居，常以叩墙为号，相约喝茶。后来冯友兰加入，发明“叩墙通讯法”：一响问喝茶否，两响问何时喝，三响则表示“即刻过来”。
汤用彤笑称这是“击墙传史”，堪比古代的“击磬传道”。
五、新亚书院的竹椅
1949年，钱穆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初创时极其艰难，在九龙贫民区租了几间屋作校舍。钱穆的办公室兼书房只有十平米，最显眼的是把竹椅——椅背已磨得发亮，扶手处陷下两个手印。
学生见之心酸：“先生何不换把舒适座椅？” 钱穆摇头：“此椅甚好。当年孔子困于陈蔡，连竹椅都没有呢。”
他常在竹椅上接待学生，泡一壶廉价绿茶。有次茶叶已泡得无色，他还续水。学生要换茶叶，他阻止道：“茶味虽淡，犹胜白水。学问之道，贵在持之以恒。”
最有趣的是他的“竹椅考试”。每逢大考，他常坐在竹椅上，随口提问：“若请汉武帝与唐太宗同桌吃饭，他们会谈些什么？” 学生答毕，他点评：“汉武帝必先问征匈奴事，唐太宗则先问纳谏术。为何？时代不同，关切自异。”
这种考试无标准答案，却考出了历史洞察力。学生们都：“坐钱先生的竹椅，如坐时间机器。”
某夏日午后，钱穆在竹椅上憩，忽有客至。学生欲唤醒他，客阻之：“让先生歇息，看他抱书而眠，犹如抱史而眠。”
这话后来传到钱穆耳中，他笑道：“非我抱史，乃史抱我。”
在竹椅上，他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名着。有记者问：“条件艰苦，何以成就斐然？” 钱穆指竹椅：“椅硬使人醒，室陋使人勤。若处华室，恐早入睡矣。”
六、最后的茶会
晚年钱穆居台北素书楼，仍保持着饮茶治学的习惯。
1986年秋，他92岁寿辰，学生们来祝寿。他亲自沏茶，手已微颤，仍坚持完成茶道程序。
“最后一道茶了。”他忽然。 学生不解：“先生何出此言？” 他微笑：“茶具老了，我也老了。但茶香会留在你们身上。”
果然，这是钱穆最后一次公开茶会。他于1990年逝世，临终前一日，还让弟子读《史记》给他听。
素书楼整理遗物时，发现那把朱泥茶壶仍在案头。壶中茶垢极厚，弟子本欲清洗，忽忆先生言：“茶垢是时光的沉淀，洗不得。”遂作罢。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北大南迁时带的行李箱底，人们发现一包用油纸包裹的粉笔头——都是当年在北大讲课用剩的。粉笔已碎成粉末，却仍被心珍藏。
有学生睹物泪下：“先生珍藏的哪里是粉笔，分明是当年的讲台时光。”
钱穆逝世后，素书楼保持原状。竹椅、茶具、手稿静静地诉着那个时代的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他的手书：
“观史如饮，温故知新。”
如今人们提起钱穆，总会想起那个袍袖沾满粉笔灰的教授，那个在炮火中紧抱史稿的学者，那个在竹椅上以茶喻史的老人。他的一生，恰如他所的：“历史不是过去的尘埃，而是未来的明镜。”
而他的风趣与智慧，也如茶香般，穿越时光，愈久愈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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