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一个春日，北京大学礼堂内人头攒动，一场关于新旧文化的论战正在上演。一位留着山羊胡、面容清癯的老者登上讲台，声音洪亮如钟：“胡适之先生古文是死文字，那我请问，若是死文字，何以《左传》、《史记》能流传千年而不朽？若是死文字，何以我等今日仍能为之动容？”
台下坐着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扶了扶眼镜，微笑着回应：“琴南先生（林纾字）的古文自然是好的，但今日之中国需要的是活文学，是白话文。”
林纾闻言，山羊胡子微微颤抖，却不急不恼，反而幽默反击：“适之先生提倡白话，甚好甚好。只是老朽听，您在美国写博士论文时，用的可不是白话英文啊！”
全场哄堂大笑。这位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却又令人忍俊不禁的老先生，便是民国史上一位奇人——不懂任何外语，却翻译了180余部西洋的林纾。
一、福州奇童：从漆匠到举人
1852年，林纾生于福州一个商人家庭。幼年时家道中落，却造就了他勤奋苦读的性格。有趣的是，这位后来的古文大家，时候却是个“问题少年”。
据野史记载，林纾顽皮异常，常在私塾捣乱。先生罚他背书，他竟过目成诵，令先生啧啧称奇。某日，先生出对子：“南街三更子”，林纾不假思索对出：“西廊一线”。先生大惊，知此子非凡品，从此另眼相看。
更奇的是，林纾年轻时曾靠做漆匠为生。他自创“题诗漆器”的生意——在漆器上题写诗句，顿时价值倍增。某次为当地富商漆屏风，他在屏风背面题了一首讽喻诗，富商浑然不觉，还多付了工钱。这事后来传为笑谈，可见林纾早年就展现了将艺术与生计结合的智慧。
1882年，30岁的林纾中举人，与同年中举的李宗言、李宗祎兄弟结成“福州支社”，每月聚会四五次，吟诗作对，好不快活。有趣的是，这位后来的古文扞卫者，当时却以白话写就《闽中新乐府》，批判社会陋习，可谓早期的“白话文实践者”。
二、机缘巧合：不懂外文的翻译之路
1897年，林纾的人生迎来转折。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郁郁寡欢。好友魏瀚、王寿昌为帮他散心，邀他同游鼓山。
船中，王寿昌正在读仲马《茶花女》，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掩卷长叹。林纾好奇询问，王寿昌便讲述故事。听到动人处，林纾不禁潸然泪下。
魏瀚见状，心生一计：“琴南兄文笔斐然，何不将此事译出，以飨国人？” 林纾愕然：“可我不通外文啊！” 王寿昌笑道：“无妨，我口述，你润色。”
于是，中国翻译史上最奇特的合作开始了——王寿昌手持原着，口述意思；林纾铺纸挥毫，以文言润色。每当王寿昌口述至动人处，林纾常常掷笔痛哭，需平复心情方能继续。
《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顿时洛阳纸贵。严复写诗称赞：“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更有趣的是，许多读者以为林纾是风流倜傥的年轻才子，殊不知他已是年近半百的鳏夫。
从此，林纾开启了他独特的翻译生涯。他先后与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十余位通外文者合作，翻译了英、法、美、俄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80余部作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往往口述者尚未读完，林纾已译毕搁笔。他自嘲为“耳受笔追”的“文字速记员”。
三、译界趣闻：林纾式的“创造性叛逆”
林纾翻译最大特点是大胆的“创造性叛逆”。他常对外国作品进邪中国化”改造，闹出不少笑话，却也成就独特风格。
译《堂吉诃德》时，他将西班牙骑士改编成中国侠客，甚至让堂吉诃德出“君子喻于义，人喻于利”这样的儒家语录。塞万提斯若地下有知，恐怕要目瞪口呆。
更有趣的是，林纾常以自己的理解添加内容。译狄更斯《老古玩店》时，他觉得结局太过悲惨，竟自作主张让主角“死而复生”，还加上大团圆结局。读者看得欢喜，原着作者怕是哭笑不得。
林纾翻译速度极快，日译四千字是常事。某次与口述者合作翻译哈葛德，口述者因事外出两时，回来时发现林纾已根据前文自行创作了三千字，情节居然还能接得上！口述者惊叹：“先生不是在翻译，是在创作啊！”
这些“不忠实”的翻译，却阴差阳错地使林纾成为引进西方文学的第一人。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钱钟书等大家都曾是林译的忠实读者。钱钟书后来回忆：“林译带我进入了西方文学的世界，虽然后来发现与原着相差甚远，但那种独特的魅力是无可替代的。”
四、文白之争：传统卫士的固执与可爱
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取代古文已成大势所趋。林纾这位靠古文成名的大家，自然成了保守派的代表。
1919年，林纾在《新申报》发表《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妖梦》中，他描写一个“白话学堂”，堂内影毙孔堂”，堂前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这虽是夸张讽刺，却也可见林纾对新文化的恐惧。
有趣的是，尽管林纾在公开场合猛烈抨击白话文，私底下却与胡适有书信往来，且信中使用的是白话文！胡适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林琴南来信，全用白话，写得比我们还要白话些。”可见林纾并非不懂白话文，而是坚守文化信仰。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决定中学国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时，林纾愤而辞职表示抗议。但离职后，他却悄悄写信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白话文大势所趋，老朽亦知不可挡。然古文之美，不可尽废也。望能在教科书中保留少许古文，让后世知中国文学之精华。”
这种公开强硬、私下妥协的态度，展现了林纾矛盾而真实的内心——他何尝不知时代潮流，只是放不下对传统文化的挚爱。
五、晚年生活：卖画译书维持生计
晚年的林纾寓居北京，以卖文卖画为生。他的画作极受欢迎，求画者络绎不绝。有趣的是，他定下“润例”（收费标准）：文言文题款加银元两块，白话文题款则分文不加。这看似玩笑的规定，实则是老人对传统文化的最后坚守。
尽管林纾反对新文化运动，但他的人品却备受尊敬。他翻译所得大部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自己却生活简朴。陈独秀后来评价：“林琴南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他的人格足以令人钦佩。”
某日，一位青年学生登门求教，直言自己喜爱新文学，对古文无兴趣。林纾不怒反喜，留学生吃饭，席间：“新旧文学，皆为中国文学。譬如吃饭，筷子与刀叉皆可用，何必非此即彼？”学生听后深感惭愧，始知这位老人并非顽固不化，只是爱之深、忧之牵
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北京逝世，临终前手指在儿子手心写下：“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这份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令人动容。
尾声：历史中的矛盾统一
林纾逝世后，新文化阵营也纷纷发表悼念文章。胡适写道：“林琴南的贡献有二：一是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也有文学，二是打破了古文的尊严。”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古文的坚定扞卫者，却阴差阳错地成了西方文学引进的第一人；这位反对白话文的老先生，其翻译却为白话文运动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读者。
纵观林纾一生，他就像时代转型中的矛盾统一体：不通外文却是翻译大家；扞卫传统却开创新风；反对变革却无意中推动了变革。这种矛盾与统一，恰恰构成了历史的迷人之处。
如今我们回望林纾，不必简单以“保守”或“进步”论之。他的固执与可爱，他的矛盾与统一，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正如他自题诗云：“平生不入三王家，剩水残山写落花。何必胭脂争富贵，最无聊处作云霞。”
林纾的价值，或许不在于他是否正确，而在于他如此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传统文人在时代巨变中的困惑、坚守与贡献。这种真实，比任何简单的对错判断都更加珍贵，也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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