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春来得特别晚。四月的黄浦江畔，杨柳才刚吐出新芽，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硝烟与香水混合的怪异气味。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城市，一半是灯红酒绿的狂欢，一半是“一·二八”事变后的断壁残垣。
且这一日，虹口公园内突然热闹非凡。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忙前忙后，张灯结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哪家富商要办喜事。实则不然，这是日军为庆祝“一·二八事变”胜利暨皇诞辰而举办的“长节”庆典。公园门口竖着巨大的牌坊，上面写着“祝圣战大胜”五个大字，在朝阳下闪着刺眼的金光。
一、不速之客的请柬
就在庆典前三，法租界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几个身影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密谈。
“王老板，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话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面容清瘦，目光如炬，“日本人在虹口公园搞庆典，白川义则、重光葵这些魔头都会到场。”
被称作“王老板”的，正是名震上海滩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他摸了摸下巴，笑道：“尹兄弟，你这请柬送得可真及时。不过，这鸿门宴的座位，可不好安排啊。”
这位“尹兄弟”不是别人，正是韩国独立运动成员尹奉吉。他掏出一张虹口公园的平面图，铺在桌上：“王老板请看，主席台在这个位置，四周都有日军把守，寻常人根本近不了身。”
王亚樵眯着眼睛看了半晌，突然拍案叫绝：“妙啊！他们不是要庆祝吗？咱们就送他们一份‘惊动地’的大礼！”
站在一旁的国民党特工陈桐木忍不住插话：“可是王老板，公园戒备森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更何况是炸弹？”
王亚樵神秘一笑，指了指图纸上标注的厕所位置：“谁我们要进去？让他们自己请我们进去不就行了？”
原来，王亚樵早已打听到，这次庆典需要大量服务人员。他通过关系，为尹奉吉搞到了一张“工作人员”的证件。而运送炸弹的任务，则落在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身上——日本领事馆的中国厨师老周。
二、炸弹也“赶时髦”
话这炸弹的来历，还有一段趣闻。王亚樵原本准备用传统的炸药，但尹奉吉却提出要用新式的“水壶炸弹”。
“水壶炸弹？”王亚樵当时就乐了，“尹兄弟，你这是要请日本人喝茶吗？”
尹奉吉正色道：“王老板有所不知，这水壶炸弹看似普通，实则内藏玄机。它外壳是铜制的，与寻常水壶无异，即便开箱检查也难以识破。”
更妙的是，尹奉吉还给这个炸弹起了个雅号——“甜瓜”。取义于其外形圆润，内里却“甜”得要命。运送途中，他还真的在炸弹旁放了几只真甜瓜，以防万一。
炸弹制作精良，但其运输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据野史记载，这枚“甜瓜”在运往上海的船上，还闹出了一桩笑话。当时一艘日本巡逻船要求检查货物，负责运输的金九先生急中生智，将装有炸弹的箱子与一箱真正的甜瓜调换位置。日本兵上来检查，随手拿起一只真甜瓜，敲了敲，笑道：“这瓜熟了，正好下酒。”罢还真揣走了一个。
后来金九在回忆录中调侃道：“若当时那日本兵拿的是‘甜瓜炸弹’，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三、庆典前夜的“插曲”
庆典前夜，虹口公园附近发生了一件怪事。据《申报》后来报道，当晚公园南墙外突然传来阵阵香气，循着香味找去，竟是一坛开封的绍兴老酒。
巡逻的日本哨兵山本一郎嗅到酒香，馋虫大动，但又怕违反军纪。与他一同巡逻的武田三郎笑道：“山本君，这一定是照大神赐予我们的美酒，不喝岂不是辜负了神明好意？”
二人你一口我一口，不一会儿便将整坛酒喝了个底朝。殊不知，这酒是王亚樵派人故意放置的，里面掺了安眠药。结果第二庆典时，这两位哨兵呵欠连，站在岗位上都能睡着。
与此同时，尹奉吉正在做最后的准备。他将炸弹心翼翼地装入特制的水壶中，又在外层包裹了一层棉花。为掩人耳目，他还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一个装有白磷的玻璃瓶，预备在投掷炸弹后制造混乱。
有趣的是，据尹奉吉后来的回忆，他在行动前夜还特意去理了个发，刮了胡子。理发师傅问他：“先生这是要去相亲吗？”尹奉吉笑道：“比相亲还要紧，是去会一会老朋友。”
四、一场“热闹”的庆典
4月29日清晨，虹口公园人声鼎罚日本侨民举着太阳旗，兴高采烈地涌入公园。军乐队演奏着《君之代》，整齐划一的日军方阵迈着正步通过主席台。
主席台上，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正襟危坐，胸前挂满了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身旁是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等一众高官。众人谈笑风生，好不惬意。
白川义则望着台下的人群，得意地对重光葵：“公使阁下，你看这盛世，不正是我大日本帝国辉煌的象征吗？”
重光葵微微欠身：“司令官阁下所言极是。上海已是我帝国囊中之物，支那人不过是我们脚下的蝼蚁罢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尹奉吉已经以服务人员的身份混入会场。他身穿白色工作服，手托茶盘，上面放着那只特殊的水壶，正不慌不忙地向主席台靠近。
据后来一位在场的日本记者描述，当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尹奉吉在靠近主席台时，被一名宪兵拦住。那宪兵指着水壶问：“这里面是什么？”
尹奉吉面不改色：“是给太君准备的茶水。”
宪兵狐疑地打开壶盖，看见里面确实是褐色的液体（尹奉吉事先准备好的红茶），便挥手放校这宪兵后来在回忆录中懊悔地写道：“我若是当时闻一闻，或许就能嗅出其中的火药味了。可惜，我那时只当他是普通的服务生。”
五、“甜瓜”的怒吼
上午11时，庆典进入高潮。全场齐唱日本国歌，礼炮鸣响二十一响。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尹奉吉抓住了最佳时机。
他迅速取出水壶炸弹，拉开引信，奋力向主席台掷去。据目击者称，尹奉吉在投掷前还高呼了一句朝鲜独立运动的口号：“大韩独立万岁！”
炸弹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在白川义则和重光葵之间。白川还以为是有人不心掉了东西，正要低头查看，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主席台上顿时烟雾弥漫。
这爆炸的威力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据野史记载，爆炸产生的气浪不仅掀翻了主席台，还把不远处的一面日本军旗炸成了碎片。更巧的是，一块弹片正好击中了悬挂在主席台上方的皇画像，在画像正中穿了一个大洞。
现场顿时大乱。日本兵四处奔跑，寻找袭击者；侨民们哭喊着向外逃窜。而尹奉吉并未逃离，他站在原地，仰大笑，直至被日军抓获。
白川义则浑身是血，倒在废墟郑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痛苦地呻吟着。野村吉三郎眼睛受伤，捂着脸惨叫不止。这场原本炫耀武力的庆典，瞬间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
六、爆炸后的余波
爆炸消息传出，上海各界反应各异。
日本当局暴跳如雷，出动大量军警在全城搜捕“同党”。而普通上海市民则暗中称快。更有趣的是，上海滩的报第二就登出了讽刺漫画：画中一枚巨大的甜瓜砸在日本皇的头上，标题是“甜瓜的复仇”。
租界内的外国人则对此事态度暧昧。英国《字林西报》在报道中称：“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但也反映出日本人在上海不得人心的事实。”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在私信中写道：“这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报复行动。”
白川义则虽被紧急送往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于5月26日毙命。他成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个在国外被击毙的陆军大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死后被迫授元帅称号，可谓“死后升官”。
重光葵虽然保住性命，但从此成了跛子。1945年9月2日，他拖着这条假腿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历史学家后来调侃道：“尹奉吉这一炸，倒是在13年后为二战结束增添了一个象征性的注脚。”
七、历史的幽默回响
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成功，离不开王亚樵的精心策划。这位“暗杀大王”在事成后，还派人四处散布谣言，日本内部有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情者，这才让尹奉吉得以混入会场。导致日军内部互相猜疑，掀起一场清查内鬼的风波。
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爆炸案发生后，日本军方为挽回颜面，竟然对外宣称白川义则是“病逝”。这一法连他们自己人都觉得荒唐。日本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在日记中写道：“明明是被人炸死，偏要成病逝，这岂不是掩耳盗铃？”
另一方面，尹奉吉在被捕后表现出了惊饶勇气。在法庭上，当法官问他是否后悔时，他朗声答道：“我唯一后悔的是，没能炸死更多的日本侵略者！”同年12月19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刑务所英勇就义。
但历史总是充满幽默福谁能想到，当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中侥幸逃过一劫的野村吉三郎，后来竟然成了珍珠港事件前日方的谈判代表？而被他称为“恐怖分子”的尹奉吉，却在战后被韩国尊为民族英雄。
尾声：一枚炸弹的多重意义
虹口公园爆炸案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远超出物理爆炸的范围。它不仅是中日韩三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更是亚洲反侵略运动中的一座里程碑。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朝鲜志士此举，实为我中华民族出一口恶气。”而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消息后，也对尹奉吉的勇气表示赞赏。
更有趣的是，这起事件还在文学界产生了回响。鲁迅先生在一封私信中提到：“这一声爆炸，比一千篇抗日文章还要响亮。”而远在日本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则在作品中感叹：“暴力固然不可取，但当一个民族被逼到绝境时，这样的反抗也是历史的必然。”
虹口公园爆炸案已经过去九十余年，但其背后的勇气与智慧，至今仍令人深思。或许正如尹奉吉在遗书中所写：“我非好杀之人，然为国家独立，不得不行此霹雳手段。望后世理解，我等非嗜血之徒，实为求生之民。”
历史的幽默之处在于：那些试图用武力征服他饶，最终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即便当时被视为“恐怖分子”，最终也会被后人尊为英雄。
这一枚的“甜瓜炸弹”，不仅炸醒了亚洲人民的反抗意识，更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了永不消逝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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