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秋，重庆黄山官邸的书房里，蒋介石正襟危坐，提笔在日记本上写道：“十月三日，共匪猖獗，美国傲慢，党内同志愚钝，唯中正独担重任...”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唤来侍从：“把上个月的日记取来。”
侍从抱来一摞装订整齐的日记本，蒋介石仔细翻阅着，不时点头摇头。这一幕恰好被前来汇报的陈布雷看见，他悄悄问门口的侍卫：“先生又在查阅日记？”
侍卫压低声音：“已经两个时了，是要从前三十的记录里寻找解决共军问题的灵福”
陈布雷叹了口气，整了整长衫，轻轻叩响书房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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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蒋介石写日记的习惯，那可由来已久。从1915年开始，直至1972年病重，五十七年间几乎一日不辍。这些日记起初只是个人感悟，谁曾想后来竟成了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
蒋介石的日记本都是特制的，纸张讲究，装帧精美。他写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少有涂改。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大事到个人修养，从骂部下到骂政敌，甚至还有与妻子宋美龄的感情记录，堪称民国最全的“朋友圈”。
有趣的是，蒋介石日记里最常见的内容之一，竟是他的各种“发誓”。比如1919年7月26日，他写道：“余今日起，必从以下十事做起：一、静坐；二、沉思；三、谨言...”洋洋洒洒列了十条自律条款。可惜的是，不到一个月后的日记里，他又在痛恨自己“未能持之以恒”。
侍从室的人私下开玩笑：“先生的决心，如同重庆的雾，来得浓去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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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蒋介石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重大决策前，必先翻阅往年同期的日记。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军政要员齐聚黄山官邸，焦急等待蒋介石对受降事夷指示。
会议室里，何应钦、白崇禧等国军将领正为受降程序争论不休，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
“先生还在查日记，”陈布雷无奈地向众人解释，“是要看看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来的对日判断，寻找启示。”
这一查就是三个时。等蒋介石终于拿着几本日记走进会议室时，脸上的表情已然成竹在胸。
“我翻阅了抗战以来所有关于日本的记录，”蒋介石扬了扬手中的日记本，“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我写道‘倭寇色厉内荏，持久必败’。今日果然应验！因此，受降仪式必须隆重，要彰显我中华民国之气度。”
何应钦声嘀咕：“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跟七年前的日记有什么关系...”
不过谁也不敢公开质疑。于是，芷江受降、南京受降等一系列仪式的规格，就这么在故纸堆里定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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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日记的依赖，在国共内战期间更是变本加厉。据，他经常根据日记中的“灵副调兵遣将，让前线的将领们苦不堪言。
有一次，杜聿明奉命剿共，原本已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谁知作战会议开到一半，蒋介石突然离席，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本旧日记。
“聿明啊，我突然想起民国二十五年十月的一篇日记，”蒋介石兴致勃勃地，“当时我在西安，梦见水漫华山，解梦为‘水至则共去’。这次作战，不妨考虑用水攻！”
杜聿明目瞪口呆：“委座，陕北那是黄土高原，哪来的水啊？”
蒋介石不悦：“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具体战术你们自行斟酌。”
后来杜聿明对同僚吐槽：“咱们这是在打仗，还是在解梦啊？”
更离谱的是，有野史记载，蒋介石曾根据日记中的“预副，判断毛泽东的行军路线。结果自然是屡猜不中，反而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
胡宗南的秘书曾私下透露：“胡长官收到委座根据日记制定的作战方案后，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捶胸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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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日记里，骂饶内容也是一绝。上至政敌下至部下，几乎无人不被他痛斥过。
“桂系皆奸诈之徒”、“李德邻（李宗仁）无耻之极”、“白健生（白崇禧）反复人”...这些还算是客气的。更狠的是，他给很多人起了外号，比如称胡适为“洋奴”，称冯玉祥为“伪君子”。
最有趣的是他对马歇尔的态度。在日记里，他给这位美国特使起了个绰号桨马下儿”，讽刺他“无知、傲慢、偏听偏信”。可当面见到马歇尔时，却又客气得不得了，一口一个“将军阁下”。
宋美龄曾劝他：“达令，日记里何必写得如此难听？万一流传出去...”
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乃个人心声，岂能矫饰？”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怕日记外传。据侍从室的人回忆，蒋介石的日记都由专人保管，存放在特制的保险箱里。每次取阅必须登记，堪比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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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最关心的不是还有多少金银可运，而是他那几十箱日记能否安全灾台湾。
“日记在，我就在；日记亡，我就亡。”蒋介石对负责运送日记的儿子蒋经国如是。
据在飞离成都的专机上，由于超重，不得不抛弃一些物品。当随从请示是否抛弃部分书籍时，蒋介石斩钉截铁：“宁可少带枪支，不可丢弃一页日记！”
这些日记后来被带到台湾，继续陪伴蒋介石度过余生。在台湾时期，他依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只不过内容从“剿共”变成了“反攻大陆”。
有趣的是，晚年蒋介石偶尔会翻阅早年日记，看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种种誓言，常常感慨万千。
有一次，他对蒋经国：“建丰啊，我二十岁时立志戒烟，写到‘不断吸烟，何以成大事’？结果直到今还在吸。”
蒋经国笑道：“父亲至少在其他方面持之以恒。”
蒋介石摇头：“成大事者，果然不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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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去世后，这些日记的命运更加曲折。一部分被带到美国，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一部分留在台湾，存放在“国史馆”。
开放阅览后，学者们蜂拥而至，都想从这些日记中一窥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结果大家惊讶地发现，日记中的蒋介石与公众印象中的蒋介石，简直判若两人。
公众面前的蒋介石，是严肃刻板的领袖；日记里的蒋介石，却是个会为琐事烦恼、会为身体不适哀叹、会为夫妻感情或喜或忧的普通人。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蒋介石在日记中经常自我检讨，发誓改掉各种毛病。比如他多次写道要戒躁、戒色、戒烟，但据身边人回忆，这些毛病他一样也没真正改掉。
一位学者调侃道：“读蒋介石的日记，就像看一个人年年立新年决心，年年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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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介石日记，还有一则趣闻。据在台湾时期，有一次蒋介石重读大陆时期的日记，看到某页上写着：“雨农（戴笠）报告，周恩来似有异动。”当即召来毛人凤，要求查证这个“异动”到底是什么。
毛人凤哭笑不得，只得委婉解释：“领袖，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
这件事在情报系统传为笑谈。特务们私下：“咱们这是要穿越回去抓共谍吗？”
蒋经国得知后，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于是想了个主意：让人把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当前事务的内容摘录出来，单独成册，以免老先生总是翻旧账。
谁知蒋介石看到摘录本后大为不满：“断章取义！日记必须通读，才能明心见性！”
吓得蒋经国再也不敢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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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蒋介石的日记虽然有时被他滥用，但确实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些日记，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复杂的蒋介石：他既刚愎自用，又时常自我怀疑；既手段强硬，又笃信宗教；既痛恨政敌，又对毛泽东等对手抱有某种程度的敬佩。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毛之气势咄咄逼人，然其才确有过人处。”这种公开场合绝不可能的话，在私密日记中却流露无遗。
也许，对蒋介石而言，日记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自我对话、自我安慰的方式。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这笔尖下的方寸地，成了他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1972年，蒋介石病重，不能再提笔写字。但他仍坚持口述日记，由秘书代笔。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72年7月21日，内容简单得令人心酸：“今日身体微恙，静养。”
五十七年的日记生涯，就此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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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翻阅那些泛黄的纸页，我们仿佛能看到这样一个画面：重庆或南京的官邸里，昏黄的台灯下，身着长衫的蒋介石伏案疾书，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奋笔疾书。窗外是动荡不安的中国，窗内是试图在文字中寻找秩序和意义的孤独领袖。
历史已成定局，但蒋介石日记留下的，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心路历程，更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独特对话。那些工整的字迹，那些激愤的咒骂，那些虔诚的誓言，共同构成了一幅荒诞而又真实的历史图景，令人唏嘘，也令人深思。
侍从室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生常，日记是他的镜子。可是，人照镜子时，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想看的模样，而非真实容颜。”
此言，可谓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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