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老先生回到医馆，休整了三。
清晨六点，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洒扫。推开医馆的门，一股异样的寂静扑面而来。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戴着口罩的环卫工人在清扫落叶。三月的省城本该热热闹闹，可眼前的景象却像冬最冷的时候。
周老先生起得更早，已经在后堂煎药。药香很特别，不是平时那种温补的香气，而是带着一股清冽的苦味。
“先生，今熬的是什么药？”我问。
“预防方。”周老先生用蒲扇轻轻扇着火，“金银花、连翘、板蓝根、鱼腥草，再加一点黄芪和甘草。清热解毒，扶正固本。”
我蹲下来看药罐里翻滚的药材，金银花的黄白色花朵在墨绿色的汤汁中浮沉。“预防什么？”
周老先生停下扇子，望向窗外：“三钱，你这两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
我想了想。确实不对劲。前几从峨眉山回来，街上人就不多。昨更少。医馆的病人也从平时的十几个降到三四个。最奇怪的是，几乎所有来的人都戴着口罩——那种厚厚的白色纱布口罩，把大半张脸都遮住了。
“是因为...那个病吗？”我试探着问。在峨眉山时就隐约听，广东那边有什么传染病。
“非典型肺炎。”周老先生出一个拗口的名字，“简称‘非典’。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传染性很强，死亡率也不低。广东那边春节前后就开始了，现在...”他顿了顿，“现在可能已经传到咱们这儿了。”
非典。这两个字像石头一样砸进我心里。
上午般，医馆正式开门。可直到九点半，才来邻一个病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戴着双层口罩，进门时还用酒精棉球擦了擦门把手。
“周大夫，我老伴发烧了。”她声音发紧，“三了，不退。咳嗽，浑身疼。您给看看？”
周老先生让她坐下：“人呢？怎么没带来？”
“我不敢带他出来...”阿姨压低声音，“我们楼里有人，这病传染...我怕他真是那个...那个非典...”
“发烧多少度？”
“昨量38度5，今早上39度2了。”阿姨眼圈红了，“吃了退烧药，一会儿降下去，一会儿又上来。咳嗽越来越厉害，痰里...痰里好像有血丝。”
痰中带血。这四个字让我心里一紧。
周老先生神色严肃起来：“马上去医院。我们这里处理不了。”
“去医院？”阿姨慌了，“医院里都是病人，万一交叉感染...”
“必须去。”周老先生态度坚决，“如果真是非典，需要隔离治疗，需要专业的设备。我给你们写个条子，去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他快速写了几行字：症状、体温、怀疑诊断。然后对阿姨：“你现在回去，带他去医院。记住，你们俩都戴好口罩，别坐公交车，打车去。到了医院直接去发热门诊，把条子给医生看。”
阿姨千恩万谢地走了。周老先生立刻起身，从药柜里拿出酒精和棉球，开始擦拭诊桌、椅子、门把手...凡是病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都仔细擦了一遍。
“先生，这个病...真的很危险吗？”我问。
周老先生停下动作：“根据目前的消息，传染性比普通流感强得多。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也有可能。最麻烦的是，初期症状和普通感冒很像，容易误诊。”
他继续擦拭：“广东那边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有的...牺牲了。”
牺牲。这个词太重了。
上午十一点，第二个病人来了。是个年轻人，二十多岁，背着电脑包，一看就是上班族。
“大夫，我嗓子疼，有点发烧。”他话时声音沙哑。
周老先生让他测体温：37.8度，低烧。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昨下午。在公司就觉得不舒服，晚上回去一量，37度5。今早上起来更难受了。”年轻人咳嗽了两声，“我们公司好几个人都这样。老板是空调温度开的太低，感冒了。”
“你们公司最近有人从外地回来吗？”周老先生问。
年轻人想了想：“樱我们部门经理上周从北京出差回来，好像...好像他也感冒了，请假在家。”
北京。又一个疫区。
周老先生仔细检查：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但肺部听诊正常。舌苔薄黄，脉浮数。
“我给你开点药，清热解毒的。”周老先生，“但你要注意，如果烧到38度5以上，或者咳嗽加重，马上去医院。还有，这几在家休息，别去上班了。”
年轻人拿着药走了。周老先生看着他的背影，眉头紧锁。
“先生，他会不会是...”
“现在还不好。”周老先生，“症状不典型。但在这个时期，任何发热病人都要高度警惕。”
中午，我们简单吃零面条。电视里正在播放午间新闻，主持人一脸严肃地通报疫情：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多少，疑似病例多少，死亡多少...数字一个个跳出来，触目惊心。
“疫情比想象中扩散得快。”周老先生放下筷子，“北京、山西、内蒙...都出现了病例。咱们省虽然还没公开通报，但估计已经有了。”
下午，医馆又来了几个病人。都不是发热的，而是来买预防药的。有个老太太要买板蓝根，听电视里这个能预防。有个中年男人要买金银花，单位发的预防方里有这个。
周老先生一一给他们配药，但反复强调：“这些药只能辅助预防，不能治疗。如果出现发热症状，一定要去医院。”
下午四点，街道办的人来了。两个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
“周大夫，这是市里发的疫情防控通知。”其中一容过来一张红头文件，“要求所有医疗机构加强消毒，发热病人要引导到定点医院就诊。还有，这是预防宣传册，您贴在门口。”
周老先生接过文件仔细看。上面列了一堆要求：每日消毒、医务人员防护、发热病惹记上报...
“我们一定配合。”周老先生。
工作人员走了。我把宣传册贴在医馆门外的墙上，白纸黑字，还有醒目的红色标题：“全民动员，防控非典”。
贴完回到屋里，周老先生已经换上了白大褂，戴上了口罩。
“从今起，我们接诊时都要戴口罩。”他，“还有，每早晚消毒两次。药柜、诊桌、地面...都要仔细擦。”
我们开始忙碌起来。我负责配消毒水——按照通知上的比例，一份84消毒液兑五十份水。周老先生则整理出一个专门的区域，存放防护用品：口罩、手套、酒精、棉球...
傍晚六点，医馆关门。
“今晚咱们熬点大锅药。”他，“明免费发给街坊。”
“免费？”
“嗯。这个时候，能帮一点是一点。”
我们熬了两大桶药汤，一直忙到晚上九点。药香弥漫了整个医馆，甚至飘到了街上。有几个路过的街坊探头问是什么，周老先生就招呼他们进来，用一次性纸杯装给他们喝。
“周大夫，您真是好人。”一个老街坊，“现在药店的板蓝根都涨到二十块一包了，您这儿还免费。”
“发国难财的事，我做不来。”周老先生淡淡地。
一周后，情况明显恶化了。
早上七点，我开门时看见对面区拉起了警戒线。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守在门口，禁止人员进出。街坊们远远围观，议论纷纷。
“听里面发现了一个确诊病例...”
“整栋楼都要隔离十四呢！”
“太可怕了，离咱们这么近...”
我回到医馆，告诉周老先生。他沉默了一会儿，：“把咱们的口罩分一分，给几个老街坊送去。特别是那些独居的老人。”
上午九点，医馆来了个特殊的病人——是街道办的李主任，戴着厚口罩，神色紧张。
“周大夫，有个事得麻烦您。”他，“我们街道有三个居家隔离的，都是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每要测两次体温，可社区卫生站人手不够，忙不过来。您看...”
“我去。”周老先生。
“周师父！”我急了，“太危险了！”
周老先生摆摆手：“总要有人去。我是医生，我不去谁去？”
他收拾出一个药箱：体温计、酒精棉球、口罩、手套，还有几包预防药。
“你在医馆守着。”他对我，“我去去就回。”
我看着周老先生背着药箱出门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六十八岁的老人，在这种时候还要往外跑...
那上午，医馆只来了两个病人。一个是慢性胃炎复发的，一个是来换药的。真正发热的一个都没营—或者，发热的都不敢来了。
这正是：
晨开医馆巷俱空，药煮银花苦味浓。
妪报良人烧不退，翁言非典势难容。
消毒严拭门庭净，熬药分施邻里恭。
更向隔离行诊去，白头执甲逆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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