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
医馆后院的鸟鸣声比往常稀疏，大概是附近的居民都闭户不出，连喂鸟的人也少了。我像往常一样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床头柜上的水银体温计。这是隔离以来的例行程序——每早晚各测一次，数据要上报街道办。
甩下水银柱，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对着晨光仔细看。
水银柱停在了37.5度的刻度线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看错了，又测了一次。还是37.5。
“先生...”我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发颤。
周老先生正在前堂洒扫，听到声音快步走进来。他接过体温计，在光线下仔细确认，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问，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我仔细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嗓子有点干...头有点昏沉...浑身没力气...像是感冒前的那种感觉。”
周老先生让我坐在诊床上，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检查。先是诊脉——他的手指搭在我的腕部，闭着眼睛感受脉搏的跳动。大约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脉浮数。”然后让我伸出舌头：“舌边尖红，苔薄黄。典型的风热表证。”
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普通的感冒症状却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周老先生摘下手套，用酒精仔细消毒双手，然后走到前堂的电话旁。他的手在拨号盘上停顿了片刻，最终还是按下了街道办的号码。
“喂，我是济生堂的周济民。我这里有个情况要报告...”
电话那头的声音透过听筒隐约传来，很严肃。周老先生一边回答一边记录：体温37.5度，症状描述，接触史...最后他：“好，我们等通知。”
挂羚话，医馆里陷入一种压抑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擂鼓。
“周师父，如果我真的...”话到嘴边，我却不下去。
“先别胡思乱想。”周老先生打断我，“可能是普通感冒，也可能是累着了。但按照规定，任何发热都必须排查。”
他走到药柜前，抓了几味药：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我先给你熬点清热解毒的药，不管是什么，先控制症状。”
药罐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响着，药香弥漫开来。可这往常让人安心的气味，此刻却让我更加焦虑。
上午九点，街道办的人来了。这次来了三个，都穿着全套的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看不清面容。为首的拿着登记本，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
“最近十四接触过发热病人吗？”
“樱前接触过一个发热病人，后来确诊了非典。”
“去过医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吗？”
“去过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送一个病人。”
“在医馆接触过其他可疑人员吗？”
“每都有来买预防药的人，但都戴着口罩，保持距离...”
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一一回答。每回答一个，心里就沉一分。
问完后，他们商量了几句，然后宣布：“需要去定点医院做隔离观察。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救护车。这三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周老先生给我拿来一套防护服——那是医馆备用的，白色的连体衣，厚厚的塑料材质。我笨拙地穿上，拉链拉到下巴，然后是口罩、护目镜、手套...每穿戴一件，就感觉离正常的世界远了一步。
穿好后，我像个太空人一样站在医馆中央，行动不便，呼吸不畅。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最后停在医馆门口。声音尖锐刺耳，划破了街道的寂静。我能想象街坊们从窗户后面窥探的样子，能想象他们窃窃私语的猜测。
“师父，我走了。”我的声音闷在口罩里。
周老先生点点头，眼神复杂。他想什么，最终只了一句：“不管结果如何，记住你是个医者。医者，首先要坚强。”
车门打开，我上了车。车厢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座椅上铺着一次性塑料布。司机和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像个移动的隔离舱。
车门关上的瞬间，我透过车窗看到周老先生站在医馆门口。晨光中，他的身影有些佝偻，白发在风中微微飘动。他抬起手，挥了挥。
车子启动了。医馆的门越来越，周老先生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街角。
定点医院比我想象的更加忙碌。
发热门诊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白色帐篷区，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眼神里是掩藏不住的焦虑和恐惧。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隐约的药味和人体散发出的不安气息。
因为我是“密切接触者+发热”，被安排了特殊通道。预检分诊的护士给我测了体温：37.6度。她看了看我的资料——医馆工作人员，接触过确诊病例——立刻在我的登记表上贴了个红色标签。
“跟我来。”她。
我跟在她身后，穿过帐篷区。两旁的病床上躺着各种症状的病人：有的在高烧中呻吟，有的在剧烈咳嗽，有的吸着氧气，眼神空洞。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忙碌穿梭，护目镜上全是雾气。
取样室很，只有一个窗子，用塑料布封死了。护士让我坐下，仰头张嘴。她拿出一根长长的棉签，伸进我的喉咙深处。
“啊——”她示意。
我张开嘴。棉签触到咽部时，一阵强烈的恶心感涌上来。我干呕着，眼泪都出来了。护士动作很快，左右各刮了几下，取出棉签放进试管。
“好了。”她，声音透过口罩有些模糊。
然后是抽血。针头扎进静脉时，我竟然感觉不到疼——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麻木了。暗红色的血液流进采血管，装了整整三管。
最后是拍胸片。放射科的医生离得远远的，隔着玻璃窗操作机器。冰冷的金属板贴在胸前时，我打了个寒颤。
“吸气——憋住——”机器运转的嗡嗡声。
所有检查做完，我被带到了隔离观察区。那是一排临时改建的单间，原本可能是医院的仓库或办公室。我的房间在走廊尽头，门上贴着编号：027。
房间很，大约十平米。一张病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卫生间是简易的，只有马桶和洗手池。唯一的窗户用木板封死了一半，只留下一条缝透气。墙上贴着注意事项：不准外出，不准探视，有需要按呼叫铃...
门在身后关上。我听到锁扣转动的声音——不是锁死，但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很清晰。
我坐在床上，环顾四周。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花板。一切都是白色，干净得让人心慌。
打开行李包，映入眼帘的是那盏粉色兔子灯。我的眼眶突然就湿了。我仰起头，深呼吸，把眼泪憋回去。不能哭，要坚强。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整整七个时。我躺在床上，盯着花板上的一块水渍，它看起来像中国地图的形状。我数着上面的斑点：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都是疫情严重的地方。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像老旧电影一样一帧帧播放：
第一次走进济生堂，药香扑面而来，周老先生在柜台后抓药，头也不抬地：“来了？”
有一次认药材，把白术和白芍弄混了，周老先生也不生气，只是让我再认一遍。
第一次独立抓药，手抖得厉害，戥子都拿不稳。周老先生在旁边看着，等我抓完才：“剂量准了，但包得不好看。重包。”
第一次接诊病人，是个感冒的老太太。我紧张得直冒汗，开方时忘了写剂量。周老先生默默补上，事后才：“医者下笔，关乎人命。要谨慎。”
峨眉山的惊险，悬崖上的云雾草，那些陌生饶追赶...云鹤道长在浓雾中消失的背影。
还有父母。如果我真的确诊了，他们该多担心。从县城到省城，要坐八个时的火车。他们会来吗？能来吗？
还有朋友们。宋南乔的奶奶还在医院，她自己在家隔离。李心谣也停课了，她是不是每在家练琴？唐佳佳现在怎么样了？简宁在省城的学校，是不是也封校了？
窗外色渐暗。隔离区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脚步声、推车经过的轱辘声。但这种安静，比喧嚣更让人恐惧。每一个声音都被放大，每一丝动静都牵动神经。
我从背包里拿出《脉诀》，但此刻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那些符咒、咒语、祝由术...在现实的疾病面前，显得那么遥远。
晚上七点，护士送来了晚饭。一个不锈钢餐盘，隔着门上的窗递进来：米饭、青菜、几片肉。味道很淡，但我勉强自己吃下去。要保存体力，不管是什么结果。
般，我测了体温：37.4度，降了一点。是好迹象吗？还是体温的自然波动？
般半，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几个人跑过去，推车的声音，话声：“026隔壁的！情况不好！”
我的心揪紧了。隔壁，026房间。那个老人，下午我透过门缝见过一眼，七八十岁的样子，咳得很厉害。
抢救进行了半个时。各种仪器声、医嘱声、家属在电话里的哭喊声...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那种平静，比喧闹更可怕。
九点整，我的门被敲响了。护士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文件迹
“赵三钱？”
“是我。”我坐直身体，手心全是汗。
护士翻开文件夹，看了看报告单，又看了看我。“核酸检测阴性，胸片也正常。血常规显示白细胞略高，淋巴细胞正常。是普通上呼吸道感染。”
我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阴性...正常...普通感染...
“但为了安全，还要在这里观察三。”护士继续，“每测三次体温，症状消失、体温正常连续三，才能解除隔离。”
“好...好的。”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护士出去后，我瘫坐在床上，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像是憋了一整，终于能呼吸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虽然还在隔离病房，虽然床板很硬，虽然空气里还是消毒水的味道...但心里的石头落地了，疲惫就铺盖地涌来。
这正是：
晨检惊观三七五，师煎清剂暂平芜。
白袍临馆询详史，救护车鸣载病躯。
帐内抽丝咽拭苦，房中待判影形孤。
终闻阴讯心方定，犹守方舱盼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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