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压境的阴云暂时被推至瓯江北岸，东瓯城内却涌动着一股比战争更为持久、也更为深刻的力量——那是文明重塑的萌动。欧阳远深知，刀剑可以开疆拓土，制度可以规范行为，但唯有文化，才能铸就灵魂，让一个政权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春末夏初，扩建后的东瓯“庠序”正式落成。它不再是最初那几间简陋的“乡学”，而是坐落于城东，拥有数进院落、可容纳数百名学子的正式学府。开学之日，欧阳远亲临，他没有坐在高高在上的主位，而是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子、以及经过选拔的东瓯平民子弟同坐于蒲席之上。
学宫正堂，悬挂着欧阳远亲笔题写的匾额——“明体达用”。这四个字，定下了东瓯新学的基调。
主持学宫的祭酒文寅，向众学子阐释此意：“‘明体’，乃明圣人之道，晓地之理；‘达用’，乃通经世之务，利国计民生。我东瓯之学，不尚空谈，唯求实效。尔等在此，需研习诗书礼乐，亦需通晓农工算数，乃至律法兵略！”
教学内容果然迥异于传统。上午，学子们诵读《诗》、《书》，由来自邹鲁的淳于敬讲解纵横策论；下午，课程便转为田穰讲授的农时水利，季劼指导的勾股测量，甚至还有老工匠现场演示器械原理。许行带来的数十弟子，更是将学田打理得郁郁葱葱，亲身实践“耕读一体”。
这种“离经叛道”的教学，自然引来了争议。一些来自中原的老派士人私下摇头，认为混杂了工匠之术，有失士人体统。然而，当看到平民子弟因学习算数而能更快核清账目，因了解农时而在自家田地里获得更好收成时，质疑的声音渐渐被务实的效果所淹没。一种注重实用、兼容并蓄的东瓯学风，就在这朗朗书声与器械敲击声中，悄然形成。
文化融合的另一场重头戏，在于祭祀。
立夏之日，一场空前隆重的“神农与先祖合祭”大典，在东瓯城南新筑的圜丘祭坛举校此举意在将欧阳远“神农化身”的威望，与越人共同的祖先崇拜紧密结合。
祭坛周围，旌旗招展，参与祭典的除了文武百官，更有从各地赶来的越人宗族长者。典礼由文寅担任司仪，而在最关键的主祭人选定上，欧阳远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排——他请出了在军中与民间都享有极高声望的苍泓老将军，与自己一同担任主祭。
“老将军乃越国旧臣，德高望重，与远共祭先祖，正显我东瓯继承越祚，上下同心。”欧阳远此举，既尊重了传统，又强化了自身作为越人共主的合法性，赢得了旧越势力的一致好福
大典庄严肃穆，当欧阳远与苍泓一同将醴酒洒向大地，宣告“神农佑我稼穑，先祖护我邦家”时，万民跪拜，呼声震。一种超越部族、地域的“东瓯-越”共同体认同，在这场宏大的仪式中，被注入了每个饶心底。
然而，欧阳远明白，仪式带来的凝聚力需要坚实的载体来传常他需要一个东西，能将东瓯立国的艰辛、发展的智慧、未来的方向，系统地记录下来，使其合法化、神圣化，并明确强调与古越国的传承关系及革新超越。
于是，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他召来了文寅、陈良、许孝季劼等核心文士，以及一位特殊的参与者——疾医营的女医官，吴萦。
吴萦年约二十岁，面容清秀却带着一种草药浸润出的沉静气质。她并非出身名门，原是随越国残部南迁的巫医之女。在去岁那场惨烈的瘟疫中，她不顾自身安危，深入隔离营区，以其家传医术与大胆尝试的新方，配合欧阳远制定的防疫措施，救活了大量军民，其仁心与医术赢得了广泛尊敬，被破格提拔为疾医营首席医官。欧阳远赏识她，正是因其在“生存”主线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她身上兼具的越地传统巫医知识与务实创新的精神。
“今日请诸位来，是有一件关乎东瓯千秋基业之事相停”欧阳远开门见山，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我欲编纂一部《东瓯志》。”
众人神色一凛，皆知“志”之重，在于定是非，明功过，垂范后世。
“此志，”欧阳远继续道，“非为孤歌功颂德，乃为记述我东瓯自昭关败绩、南迁瓯水以来，如何于荆棘中求生，于困顿中图强，直至今日，败楚师，服闽越，兴农商，立学教的全部历程。我们要让后人知道，东瓯从何而来，因何而立，将向何处去。”
他顿了顿，语气愈发凝重：“其中，需阐明三点：其一，东瓯乃古越国宗祀之正统延续，承继越人血脉与精神；其二，东瓯之制，并非泥古不化，而是因时损益，博采众长，超越旧越；其三，东瓯之魂，在于‘自强’、‘务实’、‘兼容’、‘仁民’。”
任务明确，编纂工作即刻启动。地点就设在庠序内一间僻静的斋舍，竹简、笔墨堆积如山。文寅总揽全局，陈良负责律法制度与战争纪略，许行与田穰负责农工百业，季劼负责地理舆图与算术成就。而欧阳远特意指示，将“疫病防治”与“民生保障”单独成章，并点名吴萦参与此部分的撰写。
“吴医官，”欧阳远对略显局促的吴萦道，“去岁大疫，军民死伤枕藉，其状惨烈。汝与疾医营众医者，奋不顾身，探究病源，试行新方，活人无算。此中经历、所用药石、防疫之法，乃至教训得失，皆需详实记录，此为血泪换来之经验，乃我东瓯宝贵之财富，务必使其流传后世，造福黎民。”
吴萦没想到自己的工作和经历竟能被写入国史，激动得指尖微颤，她深深一揖：“萦，定竭尽所能，不负主上所托！”
编纂过程，远非简单的记录，更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如何评价越国旧制？陈良认为当直指其“分封之弊，法令不明”，而来自越国旧族的文寅则主张笔墨应更为含蓄，强调其“曾有的辉煌与后来的积弊”。
如何看待引入的百家学？许行坚持其“并耕而食”的理想应被重点着墨，而田穰则认为当更突出农工技艺的实际改进。
在撰写“疫病”一章时，吴萦与几位来自中原的士子也发生了争论。士子们认为瘟疫乃“罚”或“鬼神作祟”，行文应多录祭祀禳灾之事。吴萦却据理力争，她以亲身经历为依据，指出：“疫气流行，多与尸骸处理不及、饮水不洁、人群聚居相关。祭祀以安民心固不可少，然清理污源、隔离病患、沸水饮用、药石对症，方为根治之道。若只言鬼神，不言人事，恐误后世！”
她的观点，带着泥土与草药的气息，却充满了实证的光芒，最终得到了欧阳远的明确支持：“《东瓯志》当以事实为本，吴医官之言，乃实践真知，当从。”
这样的辩论，在斋舍内日日上演。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又因达成共识而抚掌称善。竹简上的字迹刻了又刮，刮了又刻。正是在这反复的斟酌与碰撞中，东瓯立国的精神内核——既尊重越地传统，又拥抱中原文明，更注重现实效用与民生福祉——逐渐清晰，并凝结于文字之郑
欧阳远时常悄然来到斋舍外，听着里面的争论，脸上露出欣慰之色。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东瓯志》的编纂过程本身，就成为东瓯新文化熔铸的缩影。
数月之后，《东瓯志》初成。当文寅将第一批誊写好的竹简呈送御前时，欧阳远抚摸着光滑的竹片，仿佛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重量与温度。这里面，有南迁路上的血泪，有守城战时的呐喊，有瘟疫蔓延时的恐惧与坚韧，有工肆区里的汗水与智慧，有学宫中的思辨与求索……这是一部用无数饶生命、智慧和奋斗共同写就的史诗。
“可传抄若干，置于庠序，供士子学子阅览。”欧阳远吩咐道，“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东瓯之路，从无到有，由弱渐强，凭的是何物。”
《东瓯志》的出现，如同在东瓯的文化领域立下了一根定海神针。它系统性地阐述了东瓯政权的合法性与先进性，将分散的人心凝聚到一个清晰的目标之下。一种自豪感在东瓯军民中油然而生，他们不再是亡国遗民或边陲野人，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历史、道路与精神的新兴国度的子民。
然而，文化的整合并非一蹴而就，旧有的习俗与观念依然在暗处流淌。就在欧阳远以为可以暂歇一口气，专注于应对北方威胁和思考如何接待那位即将到来的齐国王女时，一桩源自旧俗的事件，悄然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这一日，猗顿面色凝重地呈上一份密报：瓯江南岸一个依山傍水的越人大部族“木鹿部”，因其族长暴毙，族中巫师依据古老习俗，认定需以“人殉”陪伴族长前往鬼神世界，已选定了一名年幼的奴隶和两名俘获的楚人战俘，将于三日后行祭！
消息传来，欧阳远拍案而起。他推行的新政，核心便是“仁民”与“重人”，岂能容慈野蛮旧俗在自己的治下发生？这不仅关乎人命，更关乎新旧文化、律法与习俗的正面冲突。
“备车！去木鹿部！”他的声音冷峻，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然。
一场比战场厮杀更为微妙、也更为深刻的较量，即将在这片浸润着古老传统的土地上展开。
第六十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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