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瓯宫城的议事堂内，气氛庄重而肃穆。初夏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棂，在铺着素色地衣的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浮动的微尘在光柱中翩翩起舞。堂内，数十卷书写着《东瓯新法》初稿的竹简整齐地码放在主位的长案上，那是以新法造纸术改良后制作的青皮竹简，经过特殊处理，不易蠹坏，每一卷都沉甸甸的，如同承载着国家未来的基石。
姒蹄端坐主位，身着玄端常服，神色平静，目光深邃。他的左侧，是以陈良为首的法家士子，约七八人，人人正襟危坐，腰背挺得笔直，面色严谨得如同石刻，仿佛每一根神经都绷紧在法律条文的弦上，随时准备引经据典，扞卫法理的纯粹。右侧，则是以文寅为代表的行政官员，人数稍多，眉宇间更多是思虑、权衡与对现实可行性的考量，他们的坐姿虽也端正，却不似法家士子那般紧绷。博学的淳于敬坐于稍前位置，抚着花白的长须，眼神半开半阖，似在养神，又似在准备随时引述诗书礼乐，调和鼎鼐，弥合分歧。猗顿则一如既往地侍立在阴影角落，如同一个无声的影子，记录着堂上的一牵
“今日之会，非同可。”姒蹄开口，声音不高，却在空旷而安静的大堂内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此乃定我东瓯万世基业之始，一字一句，关乎国运兴衰，民生休戚，不可不慎。请陈司寇，宣读数条关键律文，诸位各抒己见，务求至当至公，无有遗策。”
陈良肃然起身，整理了一下深衣的领口和袖摆，神情庄重地捧起一份标记着《军功爵令》的竹简，声音清晰而冷峻，如同金石相击，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军功爵令》第一条：凡阵前斩首一级，赐爵一级，田十亩，宅一区，仆一人。然，臣细究战报，反复思量，以为此制尚粗，有失公允，恐难尽其激励之效。”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武将代表（虽未明言，但显然意在让他们感知），继续道，“当细分功绩：斩首、破阵、先登、擒将、缴获重要军械、献策破耽坚守要隘至最后等等，各有等差，量化其功。例如，先登破城者，功同斩首五级；擒获敌军大将者，功同斩首十级！如此，方能激励将士各尽其能，勇猛争先，不使血勇之士蒙尘，亦不令怯懦之辈滥竽充赏！”
他的话音刚落，文寅便微微蹙眉，手持玉芴出列，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现实考量：“陈司寇用心良苦，意在公平，文某钦佩。然，战场之上，瞬息万变，烟尘蔽日，金鼓震，士卒舍生忘死，如何能将万千功绩一一细分辨明？若依此制，恐需在每营、每队甚至每什皆增设大量专职军法官，终日忙于核算功绩，文书往来堆积如山，核算之功远大于战阵之劳，反生掣肘，干扰指挥，贻误战机。此其一也。其二，赏赐若如此丰厚且细碎，以我东瓯目前之国库，虽经变法略有起色，恐亦难以为继，长久必生亏空。臣以为，当以斩首、破阵、先登等几项主要、易于核验之功绩为准，定下厚赏，其余为辅，由主将临机酌情赏赐，或记功累积，方为稳妥可行之策。”
陈良立刻反驳，语气锐利如出鞘之剑：“文相岂不闻商君‘利出一孔’之？赏罚不明，标准不一，乃军纪之大忌，士气之毒药！宁可前期核算繁琐，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严密流程，亦不可使将士寒心，怀疑朝廷赏功之诚！至于国库，正因赏赐分明且丰厚，方能激励士卒用命死战，奋勇杀敌，缴获亦必丰盈，以战养战，岂是单纯耗损？昔日秦以军功爵得虎狼之师，便是明证！”
两人各执一词，引据争锋，一时难分高下。淳于敬见状，缓缓睁开眼，清了清嗓子，声音苍老而圆融，如同古寺钟声：“《司马法》有云：‘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赏罚之道，贵在及时、分明，方能导人向善。然，《周礼·官·大府》亦强调‘以九式均节财用’，量入为出，乃治国之常经。二位所言，陈司寇重在立信，文相重在务实，皆有其理。或可折中，明确主要功绩之厚赏，立时兑现，以激士气；其余功绩，设立‘记功’簿册，详细记录，累积至一定数目，亦可晋爵或换取相应赏赐，并由军中司马、监军共同核验，以确保公正。如此，既彰显军法之严明公正，亦兼顾行政操作之便利与国库之承受。”
姒蹄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轻叩击，发出规律的细微声响，他未置可否，目光在陈良的执拗、文寅的忧虑和淳于敬的圆融之间流转，片刻后，只道：“军功乃立国之武备，激励将士之根本，确需慎重。此条暂且记下，容后再议。陈司寇，继续。”
陈良深吸一口气，压下辩论的余绪，又捧起另一卷竹简，念道：“《田亩律》核心条款：鼓励垦荒，新垦之地，无论生熟，前三年免赋，之后按十五税一征收。土地可由子孙继承，但……”他语气再次变得坚定，“臣坚持，必须设定占田上限！每户不得超过三百亩！此乃防止土地兼并之根本策！若放任豪强肆意兼并，不出十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流民滋生，社会动荡，方是真正内乱之源，动摇国本！”
文寅再次摇头，脸上露出无奈之色：“陈司寇忧患深远，文某岂能不知？然，我东瓯新立，地广人稀，百废待兴，正需大力鼓励民间开垦荒地，增加粮产。设此上限，无异于自缚手脚，恐极大挫伤大户及有余力者垦殖之积极性。且越地旧俗，部族众多，向来以族产、公田形式占有大量土地，如何折算？此律若强行推行，恐尚未见兼并之害，已先激化与各部族之矛盾，酿成内乱，岂非得不偿失？”
陈良寸步不让，声音提高了几分：“文相只见眼前垦殖之利，不见长远兼并之祸！防患于未然，正是立法者之职责！部族之产，可设为‘公田’，登记在册，由族内依据习惯法自行分配管理，但私人名义占田，必须严格设限！此乃固本培元，使耕者有其田之良策，纵有阻力，亦当力行！岂能因噎废食？”
淳于敬见火气又起，忙再次调和，引经据典：“《孟子·滕文公上》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土地乃民生之根本，财富之所出，确需谨慎立法，划定界限，以防无穷之后患。然，或可仿古制与变通之法并行，设定‘名田’上限，如陈司寇所言，但于新垦之边远瘠薄之地，为资鼓励，可适当放宽限制，或延长免税年限。至于部族公田，亦需逐步登记造册，纳入官府监管范畴，明确其赋税义务，然其内部治理，可暂依旧俗，徐徐图之，以求平稳过渡。”
争论的焦点随后转向《市贸律》的税率，陈良引述管仲“官山海”之策，主张“十一之税”以快速充实国库，备战备荒；文寅则依据实际商贸数据，认为东瓯商业初兴，应以吸引四方商旅为重，“十五税一”乃至“二十税一”更为适宜，待市场繁盛再行调整。对于《刑律》部分，争论尤为激烈。陈良坚持“窃钩者诛”的严刑峻法理念，认为即便是偷盗一只鸡、一束薪，也应施以相应肉刑或重罚，方能震慑宵，使民不敢犯；文寅则力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指出“民贫则奸邪生”，主张对轻微犯罪，尤其是因饥寒所迫者，应以罚金、劳役、枷号示众等为主，避免制造过多囚徒，消耗国力，徒增民怨。淳于敬则引述《尚书》“刑新国用轻典”的古训，主张刑罚需与民情、国力相适应，强调教化的重要性，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议事堂内，法家的峻刻务实、儒家的仁恕教化、现实行政的利弊权衡，三种思想脉络清晰，交织碰撞，火花四溅。陈良引述《法经》、《商君书》，言辞犀利，逻辑严密；文寅则结合东瓯现状，举例明，若对山中贫民盗采些许薪柴亦施以刖刑，非但不能止盗，恐反逼其铤而走险，聚众为盗，祸乱乡里；淳于敬则摇头晃脑，引用“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试图在各种极端之间寻找那条执中守正的平衡之道。
听着臣子们或激昂、或恳洽或引经据典的激烈辩论，姒蹄缓缓起身，踱步到敞开的窗边。窗外，远处校场上士兵们正在烈日下操练，呼喝声与兵器碰撞声隐隐传来；更远处，城外的阡陌之间，农夫们正弯腰在绿意盎然的稻田里劳作，身影微却坚定。他的目光深沉地扫过这些景象，心中思绪翻涌，如同窗外的云卷云舒。法律，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维护一种绝对、不容置疑的秩序，还是为了保障这片土地上大多数饶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为了彰显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为了创造一个相对公平、能让勤奋者得到回报、使弱者有所依靠的环境？
他想起木鹿部那些渴望改变却又固于传统的山民，想起“沃土浆”带来的丰收希望，想起水师将士击退楚舰时的振奋欢呼，也想起那些在瘟疫和战乱中无声逝去的生命，想起流民眼中对安定生活的渴望。东瓯的根基，不在于严刑酷法让人恐惧，也不在于空泛仁政让人懈怠，而在于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士农工商，都能看到凭借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愿意为守护这份希望而奋斗。
良久，他转过身，目光已然变得清明而坚定，如同被泉水洗过的玉石。堂内的争论声在他转身的瞬间渐渐平息，所有人都望向他们的君主，等待着他最终的裁决，那将是指引东瓯未来方向的灯塔。
“诸君之论，引据充分，思虑周详，皆为国谋，孤心甚慰。”姒蹄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决断的力量，回荡在议事堂中，“然，法者，非为刻薄寡恩，立威于民；亦非为纵容无序，懈怠纲纪。其精要在乎一个‘度’字。过严则民不堪命，过宽则国无以立。”
他走向长案，目光落在那些承载着无数心血的竹简上，开始逐一裁定，语气清晰而果决：
“《军功爵令》，采纳陈司寇细分功绩之核心主张，以明赏罚，励士气。但具体细则，由文相牵头，会同苍泓将军及有经验的军中司马，拟定简明可孝易于战场核验之核算流程与标准，务求战时可操作，赏罚可及时兑现，不致成为具文。主要功绩，如斩首、先登、擒将，定下厚赏，立时兑现；次要功绩，如破阵、缴获、坚守等，设立明确记功等级，累积至一定程度，亦可晋爵或获赏。具体数额等级，由你二人与军方详细商定后报孤。”
“《田亩律》，为防兼并，固国本，私人占田，设定上限，就依陈司寇所请，三百亩。然，”他话锋一转，看向文寅，“为鼓励垦殖，新垦偏远瘠薄之地，经官府确认，五年内不计入此限，且赋税再减半。部族公田，需全部登记造册，明确四至，暂不设限，但需与私田一样缴纳赋税，且其内部重大分配、继承事宜，需报官备案，以防族内豪强侵吞，滋生不公，此为过渡之策。”
“《市贸律》，”姒蹄看向那些关心商贸的官员，“税率定为‘二十税一’。我东瓯欲成东南商埠，吸引四方货殖，需示下以宽和诚信，不可汲汲于眼前利。待商贸繁盛，货通八方，税基自然扩大，国库收入方能持续增长。此乃放水养鱼之策。”
最后，他看向争论最激烈的《刑律》部分，语气陡然加重，目光锐利如刀：“《刑律》之定，关乎生民性命，社稷安稳。杀人、叛国、通耽贪墨军资、官吏巨额受贿等十恶不赦之重罪，从严从重，绝不姑息！遇赦不赦！以儆效尤！”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严厉的宣示深入人心，然后语气稍缓，“然，对于偷盗、寻常斗殴、邻里纠纷、轻微欺诈等民事或轻罪，需区别对待。初犯、轻犯者，以赔偿损失、罚金、官府劳役、枷号示众为主，使其知耻而改过，给予悔悟之机。屡教不改、情节恶劣者，再施相应肉刑或流放。律法之威，不在刑名之酷烈，而在其公平必行，令行禁止！要让民众敬畏的是法律本身，而非仅仅是法律背后的残酷刑罚！要让民知法、畏法、守法，而非仅因恐惧而不敢犯法！”
他一锤定音，既采纳了法家“信赏必罚”、“抑制兼并”、“严惩重罪”的核心精神，以树立国家权威和秩序，又融入了儒家“慎刑”、“仁民爱物”、“教化为先”的理念，以凝聚人心，兼顾了行政执行的可行性与东瓯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展现了一位成熟统治者高瞻远瞩的平衡智慧。
陈良嘴唇动了动，似乎对某些宽宥条款还想争辩，但看到姒蹄那深邃而不容置疑的眼神，感受到那决定背后深思熟虑的力量，最终将话咽了回去，深深躬身，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服：“臣，遵命。”文寅与淳于敬也同时行礼，文寅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欣慰，淳于敬则抚须微笑，面露钦服：“君上圣裁，执两用中，臣等拜服。”
接下来的数日，议事堂内的烛火常常亮至深夜。各项争议条文依据姒蹄的裁示，由陈良、文寅分别牵头，组织所属官员及特邀的如苍泓、凫厘等相关领域重臣，逐一进行修改、打磨、完善。字斟句酌，力求表述精准，避免歧义。书吏们忙碌地记录、誊抄，将讨论确定的条文重新编写在新的竹简上。
最终，在一个阳光格外明亮、空湛蓝如洗的清晨，所有的争议都已平息，最终的条文全部确定。数名技艺最精湛的老书吏，屏息凝神，用最好的松烟墨和狼毫笔，将定稿的《东瓯新法》的总纲、刑律、田律、军功爵令、市贸律等各篇，工工整整、一笔不苟地誊写在数卷特制的洁白厚韧绢帛之上。墨迹黑亮，映着雪白的绢帛，庄重而神圣。
议事堂内，众臣肃立，按品秩分列两侧，鸦雀无声。姒蹄身着庄重的玄色冕服，头戴冠冕，神情肃穆。他在内侍的簇拥下，走到大殿中央的香案前。案上，铺开着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东瓯新法》绢帛正本。旁边，放着那方沉甸甸的、以和田美玉雕琢而成、刻影东瓯君玺”盘螭纽的玉印，以及鲜红的朱砂印泥。
文寅作为百官之首，上前一步，缓缓展开绢帛的末尾部分。姒蹄深吸一口气，双手稳稳捧起那方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玉玺，在所有饶凝视下，对准位置，用力而郑重地钤下！
“啪！”一声轻响，却仿佛重若千钧。鲜红的玺印清晰地烙印在洁白的绢帛之上，印文古朴庄严：“东瓯君玺”。
就在印玺落下的瞬间，一束格外明亮的阳光，仿佛被无形之手引导，恰好透过高高的窗棂，不偏不倚地照射在那方鲜红的玺印之上，将其映照得熠熠生辉，仿佛为其镀上了一层金色的、永恒的光辉。这一刻，象征着此法之公正、严明与权威，如日月之昭昭，江河之行地，将成为这片土地上至高无上的准则。
《东瓯新法》，自此正式诞生，成为这个于夹缝中新生、渴望强大的国度的根本大法，奠定了其以法治国、追求富强的基石。
不久后，东瓯城中心广场新立的巨大木告栏前，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前来听讲的百姓、商人、工匠和农夫。一名声音洪亮的吏站在垫高的台子上，手持一份抄录的法规摘要，大声宣读着新法的要点。当读到“欠债逾期，不至抄家没产，以劳役或分期偿还为主”，以及“轻罪可役代刑，给予悔过之机”等具体条款时，人群中一个原本面带忧色、衣着朴素的中年市民，紧紧攥着的拳头缓缓松开，脸上渐渐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带着希望的欣慰笑容。旁边几个穿着丝绸的商人，听到确定的“二十税一”的市贸税率，也相互交换着满意的眼神，低声议论着可以扩大经营的打算。
法理之基，于挫定。它不仅规范着行为，划分着权利与义务，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一个新兴国家的性格与灵魂，指引着她走向不可预知却又充满可能的未来。
第七十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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