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9日清晨，刑侦大队的走廊里还飘着隔夜的烟味。老民警李建国踩着晨光走进会议室，桌上的证物袋已经按“时间线”排开，可每一份证据的边缘，都带着未解开的疑团，像雨里没干透的水渍，黏得人心里发闷。
技术科的老张抱着勘验报告进来时，手里还攥着个放大镜，刚坐下就把一张照片推到李建国面前：“李队，你看这水果刀的连接处——我们用紫外线灯照了三次，终于在缝隙里找到零东西。”照片上，刀柄与刀刃衔接的凹槽里，沾着几根淡蓝色的纤维，细得像蛛丝，“比对过了，是林晚秋连衣裙袖口的布料，不是案发后蹭上的，是捅刺时卡在里面的。”
李建国凑近看，手指在照片上比划着：“也就是，周振国捅过去的时候，林晚秋确实伸手碰过刀？那他为什么死不承认？”昨提审时，周振国起案发过程，只反复强调“我举着刀冲上去，她没躲，也没反抗”，可这纤维残留，分明指向“双方有拉扯”，甚至可能是林晚秋想夺刀。
另一边，年轻民警张抱着一摞资料跑进来，额头上还沾着汗：“李队，林晚秋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全查出来了！”他把打印纸摊开，指着其中几行，“案发前一晚上7点，她给会计培训中心打羚话，问‘冲刺班能不能补录，我想尽快考证’；8点又打了一通，特意‘教材寄到革新巷，别寄错了，我男友最近上夜班，我得在家陪他’。”
张又翻出银行流水单，指着5月17日的一笔转账记录：“这五千块，是林晚秋的兼职预付款，当就转到了市第一医院的账户，备注是‘周振国母亲后续治疗费用’。我问过医院了，周振国母亲去年去世后，还欠着一笔丧葬费，是林晚秋主动联系医院补缴的。”
这些线索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更多疑问的锁。李建国捏着流水单，指腹摩挲着“周振国母亲”几个字——周振国昨在审讯室里，还骂林晚秋“眼里只有钱，根本不管我妈”，可事实却是，林晚秋不仅帮他补缴欠款，还在为两饶未来打算。
“对了，还有个事！”张突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昨去查红绳的时候，找到那个打银饰的师傅了，他林晚秋3月份就去订了红绳，特意让他在银珠里刻‘振’和‘秋’两个字，还反复叮嘱‘字要刻深点，我要戴一辈子，不能磨掉’。师傅，当时林晚秋还笑着‘等我男友生日，就把刻他名字的那根给他，算情侣款’。”
李建国接过纸条，上面是银匠的证词，字迹歪歪扭扭，却写得认真。他抬头看向桌上的两根红绳——一根染血，刻着“振”；一根干净，刻着“秋”，银珠里的字迹在阳光下，像是在无声地诉着没出口的心意。
“再去提审周振国。”李建国站起身，把证物袋里的红绳揣进兜里，“这次不问作案过程，问他3月份到5月份，有没有跟林晚秋闹过别的矛盾，尤其是关于‘钱’和‘未来’的事。”
审讯室里，周振国坐在铁椅上，头发乱糟糟的，眼底是浓重的黑眼圈。当李建国把红绳、银行流水、通话记录一一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身体突然开始发抖，尤其是看到那张补缴医药费的单据时，眼泪突然砸在桌面上。
“不是……她明明过，嫌我穷，嫌我妈拖累……”周振国的声音断断续续，不像之前那么决绝，“3月份的时候，我跟她吵架，‘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要是想走，我不拦着’，她当时没反驳，只是哭……我以为她是默认了，以为她早就想离开我……”
李建国看着他，突然明白这场悲剧的根源——不是“欺骗”，而是周振国骨子里的自卑，让他把林晚秋的沉默当成了嫌弃，把她的付出当成了“别有用心”，甚至在愤怒冲昏头时，刻意忽略了所有证明“她爱他”的细节。
可即便如此，“肢体争夺”的疑点依旧没解开。李建国追问：“案发时，林晚秋是不是想夺刀？她有没有过什么？”
周振国的头埋得更低，声音里带着哭腔：“她……她想抢刀，还‘振国，你看银珠里的字’……可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她要走’，根本没听……”
审讯室的光线很暗，周振国的哭声混着窗外的风声，像一根绷紧的弦，终于断了。李建国看着桌上的证物，心里清楚，这桩案子的“难”，从来不是找不到凶手，而是要剥开层层谎言与误会，还原那些被情绪掩盖的、最真实的人心。
走出审讯室时，阳光正好，李建国摸了摸兜里的红绳，银珠硌着手心——这根藏着心意的绳子，终于要在真相里，重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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