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臣子也很累，王应麟和谢枋得他们知道揣摩圣心令士人不齿的事情。可是官场上谁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作为臣子，倘若不擅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日子肯定过的惶惶不安。不定哪句话、哪件事触怒了龙颜，摘掉乌纱帽还是轻的，弄不好项上人头也得搬家，甚至还有可能株连九族。
反之，如果能准确揣摩圣意，往往飞黄腾达，人生得意。可他们这种官场老油子心里却明白，很多官场中人看到了揣摩圣意带来的好处，却没有认识到，枉揣圣意是非常危险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按照大宋士大夫给皇帝定制的‘王霸之道’的核心就是国君要把自己掩藏起来。
所谓帝王心术，首要即为威难测。皇帝要在臣子面前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别人看不出你的心思，就害怕你。而别人要了解你，只能靠揣摩猜测。这种基本靠猜的政治，就是所谓的秘密政治。秘密政治不是将一切都公之于众，而是故作神秘莫测，下面的人要想了解“圣意”，只能暗地猜测，学习揣摩。
这等于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虽然嘴里都不耻于揣摩圣意，而在朝堂之上，个个都是揣摩圣意的高手。如此才能和皇帝的步调一致，充分贯彻其的意图，与皇帝共同进退，指向哪里就能打向哪里，给皇帝留下忠心为国，能为君分忧的好印象，让陛下放心，将权力赋予你执掌，把你当做心腹爱将。
不过这个难度也是相当的高，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三国时的杨修，有聪明无大智慧，不仅在曹操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而且向别人炫耀，让曹操心里极度不爽，最终被杀。因为这个恰恰触碰鳞王心术的核心，没有任何神秘感可言对于皇帝而言觉得自己犹如赤裸裸的站在你的面前，感觉很不舒服。
明白主公在干什么的，一定是死啦死啦滴。所以杨修死了，所以萧何坐牢了。何况，有时候上面透露出来的意思，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想法，只是用来‘钓鱼’的，不过是想让某些人暴露出来罢了。皇帝当下抛出恢复三省的‘香饵’，是真心实意的要做，或只是想看看他们是站在哪一边而已。
所以王应麟和谢枋得在摸不清皇帝的态度之时，也只敢持谨慎的支持恢复三省的态度，不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更不敢轻易涉及深层次内容的讨论，一直在表层打转转。当下皇帝又借题发挥，让二人更加难以判定皇帝的态度。
要知道皇帝自登基以后，许多朝臣一直以‘主上年幼’的辞，在稳固士大夫阶层的地位的同时，试图进一步打压皇权，真正实现‘士大夫治国’的最高目标。而皇帝则是不屈不挠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斗争，不断的以各种手段加强皇权，且斗争至今仍然在持续。
如今皇帝手握兵权，多年培养的亲信已经成长起来，在基本掌控霖方州府的控制权后，力量开始从地方逐步进入朝堂，向政治核心渗透。而此次皇帝借北伐大胜之威归京，又逢主政的几位老臣致仕之际，正是独树皇权之时。
而今却提出恢复三省制，主动让权，让王应麟觉得有些不正常。不知道皇帝是因为‘太累’，想要放权；还是想与士大夫阶层修复关系，结束多年来的朝争，君臣同心治理国家；而或就是个陷阱，想借机将朝中的反对者一网打尽，独掌大权……
王应麟觉得还是稳妥为上，在无法判明皇帝的真实疑团之前，不要着急站队，而是接着上次未尽的话题道：“《墨子·尚同下》讲到‘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
赵昺听零头，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劝皇帝‘兼听则明’，而换一句话讲，也可以理解为‘相互监督’。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
但君如何管臣，臣的人数那么多，分布的面那么广，仅靠君王一个人是无法明察一切的，那就需要在官僚机构内部建立互相制衡的系统。而这个互相制衡的系统，相对于官僚行政系统就需要相对独立地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控系统，以便有效地调节行政官僚系统的运行，这就是监察系统。
“陛下，当下我朝台谏羸弱，地方职官多有空缺，有的路府只有安抚使，有的则只有常平司，甚至只有转运使掌管。而州府或有知府独掌事务，不设通判；或知府、知州空缺，由通判主理事务，军则由驻军都虞侯理事。如此虽然减少了推诿争执，有利于政令的通行，可缺乏相互制约，一旦出现不轨之徒，则贻害甚大。”谢枋得言道。
“我朝的台谏和地方监察系统太过繁杂，以致官官相制，事事擎肘，勘需重新梳理和审定。二位先生可有妥当之法！”赵昺皱皱眉道。现下对官员的监督措施真是不多，制度也不上完善，他主要还是依靠事务局对百官进行监视，通过密折来了解地方情况。可这些东西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仍然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和专班来实现。
“《商君书·禁使》中有云：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臣以为古有制度，我朝可以借鉴之！”王应麟想想道。
“王相所言的可是秦时‘置丞立监’之制？”赵昺问道。
“正是！”
赵昺点点头道：“我朝的监察之制，与此虽有不同，但多有雷同，尤其是地方上，恐难完全杜绝相护之弊！”
其所言的丞和监非是特指人，而是地方行政机构的两个系统，丞是行政系统，监是监察系统。丞相的行政系统，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百官之长，也就是朝廷负责日常政务的长官，郡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在隶属关系上是属于丞相管辖的，而丞相任免的权力则在皇帝。
另一个系统是御史大夫，是与丞相这个行政系统并立的监察系统，在地位上贰于丞相。御史本来是皇帝左右记言记事的官员，通常是皇帝左右亲信担任，办理秘书事务的成员，也是皇帝身旁的耳目。但原始的地位不高，但是与皇帝的关系比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更亲密一些。
丞相位高权重，不便差遣时，便让身边的御史去办一些事务，皇帝要查办的一些案子往往让御史去办，御史台的长官便是御史大夫，副职是御史中丞，在地方上的监属于御史台管辖。
所以“置丞立监”是地方上两个平行的机构，丞是行政机构，监是监察机构。秦代地方行政系统是郡县二级制，郡的行政长官有守、监、尉，守是郡的行政长官，他的佐贰便是丞。监，负责地方的监察，尉是负责军兵和地方的治安。
县一级在秦的时候，设令和丞，县令是一县之长，丞是县令的佐贰。县丞还负责县内的仓储和刑狱，大的县还有尉，县尉负责地方的治安。但县一级没有监，而是由郡的监负责属下诸县。
所以设置两个平行的系统，“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借助权力以谋私利，由于是平行的两个系统，可以起到地方分权，互相制衡的作用。
“陛下所虑正是！”谢枋得接言道，“缘于丞与监皆在郡守统辖之下，他们虽各有职司，却也难以相互牵制，监无法辖制与丞，难以实现长期和有效的管制，才赢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之言。故还需要朝廷对地方路府自上而下的更有效的管理，才能保证朝廷政令，在地方得以贯彻执行，使之犹如臂指，运行自如。”
“这就需要仔细考量了，如何才能让地方听从朝廷政令，而又不能徇私舞弊！”赵昺沉吟片刻道。
其实在实现中央集权后，朝廷对地方行政机构要实施考科，同样是相互平行的‘双轨制’，一是自下而上的上计制度，即地方向朝廷上报的年度政绩考核报告；二是自上而下的派遣御史到地方上去巡视或巡行，由巡视的御史向朝廷报告地方官吏执政的状况。
前者是行政系统的考核，后者是监察系统的考评。通过这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渠道的考察，来确认地方行政的状态，朝廷再通过每年的政绩来考核官员优劣并由上而下地实施赏罚。而以赵昺所知，大宋朝并没有因此而杜绝官僚系统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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